演讲台 | 巴斯蒂夫人：19世纪的法国青年，在中国看到了什么？

巴斯蒂夫人

十九世纪没有留华的法国学生，可还是有一部分法国青年到中国来，一般他们是一边在法国公使馆或其他的机构工作，一边学习。那么，年轻的法国人在中国受了什么影响？

原文刊载于《社会科学报》2012年03月29日。

原文：《“中国就是一种精神资源”》

作者|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著名历史学家巴斯蒂夫人(MarianneBASTID-BRUGUIERE)

图片|网络

十九世纪法国青年对中国乐观

以前的研究一律认为十九世纪的法国人和其他的外国人一样，都是对中国怀着悲观的观点，对中国持蔑视、鄙视的态度，看不起中国人。我想证明还是有一些人对中国怀着乐观的观点，不但对中国人怀有同情，建立友情，而且对中国人评价很高，非常尊敬中国人，觉得中国人在各方面并不低于欧洲人。

十九世纪后半期，法国青年笔下中国乐观形象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大约从1850年到1870年，那时候有些法国青年很兴奋地发现中国是一片易于合作的大地。如果向中国人表示尊敬、礼貌、人性，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愿意和外国人合作。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实际上是富裕、有钱、有资本、有资源的，只缺少一些技术和方法。他们认为可以跟中国人办企业、发展贸易和发展各种商业活动，这样很容易互利互惠。第二个时期跟第一个时期不同，大约从1870年到1900年庚子变乱为止。那时候的法国年轻人几乎不想与中国人有商业经济方面的合作。因为他们看到在太平天国、回民起义、苗民起义、捻军起义以后，中国非常贫穷，从此以后他们的兴趣面向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他们发现中国是一片富于灵感的大地。我要讲的是第一个时期，就是来华法国青年笔下的中国是一片易于合作的大地。我选的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人们不太注意的哥士奇（MichelAlexandreKleczkowsH，1818-1889）；另一个就是日意格（ProsperGiquel，1835-1886）。哥士奇是1848年来中国，而日意格是1857年来中国的。

当时法国拓展海外事业的背景

我们在谈他们以前，首先要说明一下当时法国拓展海外事业的社会思想背景。两位人物都是在法国第二帝国开始、拿破仑三世时代来中国并在中国开始活动的。从经济观念来看，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海外远征的主要目的是商业，第二帝国时期拿破仑三世的政策促进了法国工业有很大的发展，实际上也改善了法国工人的生活和条件。当时法国政府就想办法给工业品打开更多的新销路，因此拿破仑三世的政府是考虑到这个商业市场的问题而参与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政府又考虑到保护天主教的传教士。但是，法国政府知道，法国商人与企业家和英国商人不同，他们对中国不太感兴趣，不太想去中国，觉得路太远，也不习惯去中国，一般他们是去美国或南美一些国家办商业。所以法国政府决定保护传教士的事业也蕴藏着一份商业性的考虑，就是在法国商人来中国经商之前，传教士可以在中国收集一些经济信息，培养一些中国翻译，为商人开辟道路。但显然这种理想式的希望完全失败了，传教士一般不会、不能也不愿意做法国商业的代言人。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来中国的年轻法国人还是怀着十八世纪第二个半期的冒险家的思想。他们很贫穷，但是他们受了比较好的教育，他们到外国去是希望国王或大贵族或其他有势力的人可以雇佣他们，利用他们的知识，这样他们就可以发财。对法国青年的思想产生过另一种比较浓厚的影响是一位思想家，叫圣西门，圣西门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著作，有一本著作叫《论实业工业》，是1817年出版的；另一本叫《组织》，是1819年出版的；还有一本叫《论实业制度》，是1822年出版的；还有一本叫《实业家问答》，所有的这些书体现了圣西门的思想。圣西门崇拜科学，认为工业化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因为工业可以创造新财富和新资源来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他在关于劳工的组织和企业家对无产阶级的义务也有很多先进的理论，所有的这些理论对法国十九至二十世纪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十九世纪中叶的很多法国青年都读了这些著作，吸收了像企业化、科学崇拜等思想。

圣西门

圣西门的影响和一部最重要的丛书的影响相结合，这部丛书是1776到1813年出版的，法文名叫MemoiresconcemantlesChinois，中文译为《中国人论丛》（一译《北京传教士中国杂篆》），一共有十六本。这部书是1766年以后留在北京的几位耶稣教会传教士写的。这部丛书比十八世纪初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更丰富更科学，原始资料及详细的资料更多，变成了法国及欧洲近代汉学的基础读物，并且很客观地介绍中国的文化。他们介绍文明对读者意义和文明的特征，使读者能了解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对于欧洲大陆的学界和政界，这部丛书的影响非常大。但是这部丛书却不常被提到，常常被提到的反而是十八世纪初的那些《书简集》。因为那些《书简集》是小本子，很容易携带，可是这部大丛书十分大。这部丛书对于十九世纪欧洲认识中国来说是很重要的。我想举一个例子，1844年，法国派使团来中国谈《黄埔条约》，法国政府命令使团要调查中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地方行政制度。因为法国政府要改革法国制度，他们认为中国有很好的制度经验，所以应该知道中国的制度以便模仿，这就是大丛书的影响，是大丛书中“中国是一个文明、有经验、历史长久的国家”这种看法的结果。因此“中国就是一种精神资源”这一思路从十八世纪初就一直存在，无论战争、利益冲突多么激烈的时候都没有改变，没有间断，这是欧洲大陆的中国观与英国的中国观的不同之处。

哥士奇的合作主义中国观

我们现在来谈哥士奇。我只想强调两点。一是他对欧洲的现代汉语教学具有创造性的贡献。二是他合作主义的中国观。哥士奇于1871年12月开始在东方语言学校任教。他创造了一个新的现代汉语课程。他注重口语和公文的文理，也编了一本汉语课本。与以前及后来的汉语课本相比，哥士奇的课本是有不同之处的。他的真正的、创造性的做法就是不用西方语法范畴的系列概念来解释汉语的总的运作。他也不选有些文言色彩和古文的小说、话剧等来教现代汉语，他选的是真正的普通人的对话及当代的文件。有汉学家批评他，认为他没有汉语的理论，但其实他提出了一些很清楚、很扎实的基本原则来指导学生。他是从字出发，而不是从语法出发，这是按照了汉语的特色来讲的，不是利用其他语言的范畴来解释汉语的结果。另一种创新的教学方法是他编写了一个常用的汉字素材。学生是应该学习这些基本汉字的。他的素材包括了四千常用汉字，按由易到难的顺序让学生们学习，这表明他是第一个注意到中国人是如何学习自己的语言的外国汉学家，而且他也是第一个将其用在了面向外国人的汉语教学。他另外一个特色就是认为学汉语先要学读，再学写，他也是第一个注意到怎么学汉语发音的。他的汉语教学成绩很突出，十九世纪末的一部分法国最优秀的翻译和汉学家都是他培养的。他不但讲汉语，还讲中国的历史、地理、法律，并在法国学界、政界、商界传播有关中国的知识。他这方面的思想可以从他的外交报告、书信、他的1869年的开幕课讲演和他编的汉语课本的序言得知。

哥士奇不是一个革命家，也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信天主教，但不太赞成教会的态度和活动。应该承认，他认为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和合法性的，但是他主张与中国建立平等的关系，反对所有的排斥中国的形式，比如异国清剿、轻视、无视和敌对情绪。他极力反对种族主义、悲观主义的中国观，同时他也看到这种观点在旅华外国人、欧洲人之间越来越普遍。他把中国叙述为“富裕繁荣”的国家，这个富裕繁荣正如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的一样，都是中国本地人民的努力工作所创造的。他写道：“在中国到处都有工业，连最小的村庄中也有了，国内的商业在世界上也不会比其他差。中国人的实业才能非常了不起，他们将来一定会到欧洲市场去挑战英国。”他坚决否定中国人是排外的、凶残的、野蛮的这种观点。他反驳“中国人不会自治，喜欢专政”的观点，他说：“中国整体是在法制上而建立的，这一法制的思想习俗比其他国家要民主自由，中国的律例值得钦佩。中国人具有强烈的统一和平等的感觉，他们并不保守，他们是真正的国民。太平天国的失败，不是外国人的成就，而是中国人自己的成就。”他提倡与中国人的合作。他主张年轻人需要认识中国，而要认识一个外国国家有两个基本的条件：第一就是要重视、尊敬该地的居民；二是要过他们的生活，不要还过自己的作为外人的生活，这样就能得到这些人的信任，这样就会变成他们所需要的人，然后就能和他们合作。哥士奇认为战争应该被批判，不过条约是过去的事情，要看未来，要准备与中国人有和谐的合作，这种合作不但是在商业方面的，也是在精神方面的各种活动。

日意格相信中国的未来

日意格与哥士奇在基本思想上有一些类似，但也有不少的不同点。日意格1886年2月去世的时候，据说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妨碍中法战争而心灰意冷而死的，这是他外孙女跟我说的。日意格和哥士奇有不少思想上的共同性，他受了时代潮流的影响，他相信中国的未来。他喜欢中国人，也喜欢中国的生活。1864年以后，日意格接受左宗棠的命令创办造船厂。他通过一系列活动，使法国政府改变了不支持中国办船厂的态度，并同意其以官方身份参与福州船政局的工作，准予派遣技术人员并出口比较先进的机器设备，为新兴的中国造船工业争取到了必不可少的外部技术力量的支持。1867年船政局任命日意格担任正监督。日意格较忠实地实行了自己的职责。合同期满后，日意格还留在船政局工作了一段时间，主要办理的事务是带领船政局学生赴欧洲如法国、英国的留学事宜。他担任留学生的洋监督。日意格是个军人，他不怎么写文章，但他的报告和书信中很干脆地表示他不能容忍许多外国人在中国的态度。他在1864年和1866年的日记（这个日记现在也有了中文译本）中说到，他对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不管是清军还是太平天国军人都表示同情，也表示对华人很感兴趣。他很重视很多人的才智，他鼓励不少法国年轻人到中国来服务。然而他对这些年轻的法国人的要求很严格。所有在船政局对中国工人、官员态度不好的法国人都会被他斥责撤职。1872年天津教案以后，在法国一个很有权威的杂志，叫LarevuedesDeuxMondes，就是《两个世界杂志》，这里两个世界是指欧洲世界和美国世界的意思，这个杂志是有关外交问题的杂志，到现在还存在，他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法国对华政策》，一共两篇，后来被编成一个小册子。他在文章中对法国政策批评得很厉害，他也规劝法国政府在天津教案以后要谨慎地、慎重地、明智地制定政策。他反对暴力，他认为，天津教案的发生法国人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认为法国人的行为必定会导致这样的事情的发生。

（录音整理：张丽莉；修订：尹文涓。本文编发时有所删节。）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306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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