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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比进攻难;放开,也比封控更难!

12月12日,北京疫情发布会消息,11日全市发热门诊患者达到2.2万人次,是一周前的16倍。同时,120呼叫量也急剧增加,在12月9日达到高峰,24小时内呼入3.1万次,为常态时的6倍。要知道,这仅仅是发热后去门诊的患者数量,加上大量轻症居家治疗、无症状的患者,感染人数至少要乘上数倍。近一周来,不少...

12月12日,北京疫情发布会消息,11日全市发热门诊患者达到2.2万人次,是一周前的16倍。同时,120呼叫量也急剧增加,在12月9日达到高峰,24小时内呼入3.1万次,为常态时的6倍。要知道,这仅仅......

12月12日,北京疫情发布会消息,11日全市发热门诊患者达到2.2万人次,是一周前的16倍。


同时,120呼叫量也急剧增加,在12月9日达到高峰,24小时内呼入3.1万次,为常态时的6倍。

要知道,这仅仅是发热后去门诊的患者数量,加上大量轻症居家治疗、无症状的患者,感染人数至少要乘上数倍。

近一周来,不少北京民众戏称自己家里已经“烤全羊了”,或是公司同事“三羊开泰”,办公室甚至“快成羊圈了”,甚至一些社区居委会也有半数人员感染。

因此,发布会最后坦言:北京市疫情快速扩散蔓延的趋势仍然存在。

在真实的战争中,撤退的难度要远远大于进攻。

进攻看上去长驱直入、士气高昂、热血沸腾、但战场上从来没有常胜将军,进攻时必然要考虑撤退的问题。

在撤退的过程中,部队很容易丧失纪律性与组织性,军心涣散,这种情况下,再遇到敌人的阻击、包围,将会导致溃败。

像敦刻尔克大撤退,要不是德军的决策失误,在任何情况下,几十万英法士兵都不可能轻轻松松地逃离敦刻尔克。

朝鲜战争期间,志愿军损失最大的一次,就是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撤退的时候,志愿军伤亡人数达到7.5万,还有1.7万志愿军被俘。

其中180师损失最大,1.1万名士兵共损失7000人,其中5000余人被俘,几乎全军覆没。

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也是在撤退时遭遇伏击,由于指挥不当,50军150师448团2营被越军包围,导致整个营共有542人失散(其中219人被俘后归国),大量武器装备被缴,是反击战中损失最大的一次。

新冠疫情,我们坚守了三年,保护了数百万人民的生命,终于等来了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致病力的大大下降。

就像战争中的进攻态势,不少地方,从严封控,大不了层层加码,直到静默,就可以确保清零,或者尽快实现动态清零。

但是随着奥密克戎传播力的超强,以及传播的隐秘,防止病毒扩散的难度越来越大,防疫的成本越来越高,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民众的承受力,都到了极限。

11月11日,国务院出台二十条,开始逐步放松疫情管控。

但二十条出台后,地方还是出现层层加码的现象,导致政策无法彻底落实到基层。

11月29日的发布会,已经暗示政策要转向了,各地由层层加码,迅速转为层层减码。

果然,在密集的吹风后,12月7日,新十条横空出台。

无症状患者和轻症可以居家治疗,除特殊场所外,不再核查健康码、核酸证明,取消落地检、场所码……

但是,很显然,这次放开非常仓促,从政府,到医疗部门,再到民众,各方面的准备都不足,显得手忙脚乱、人心惶惶!

第一,宣传突然转向,民众心理准备不足。

从11月下旬开始,舆论开始转向,密集宣传奥密克戎的毒性降低、后遗症很少,大部分感染者可以自愈,也无需去医院。

问题是此前一直在强化感染奥密克戎的严重后果,同样的专家,前后言论截然相反。

民众非常疑惑,到底该听谁的?

而且长时间的宣传,让很多人谈感染色变,内心有着排斥和恐惧。

因此,舆论的转向,缺乏过渡,民众对突然放开的心理准备不足。

第二,基础药物准备不足。

全面放开后,多地出现药品抢购潮,连花清瘟、、布洛芬等常见感冒发烧类药物脱销,甚至出现加价现象。

此前,由于退热、止咳、抗感染、治疗咽痛等“四类药品”需要实名登记购买,很多市民来不及备药。

虽然官方呼吁民众理性按需购药、避免过量使用药物,但很多地方还是出现“囤药潮”、“购药难”问题。

北京很多市民拥去发热门诊,部分就是因为买不到常用药物,只能去医院配药。

日前,一则工信部商请各地委托生产连花清瘟产品的函件流传出来,并且已经得到证实。

因此,在放开前,就应当有组织地加强重点药品和防疫物资的生产、供应、储备、配送、销售工作。

让广大民众做到家中有药,心中不慌!

第三,医疗资源的准备不足。

伴随着管控的全面放开,医疗系统也将面临巨大挑战,迎来第一波病毒感染冲击。

本来阳性患者需要去定点医院,但由于数量巨大,不得不要求所有医疗机构都要接诊阳性患者,不得以核酸结果来区分是否接诊。

北京、广州、上海等地也要求,发热门诊应开尽开,不得随意关闭发热门诊和急诊。

越来越多的阳性患者涌入医院后,医护人员感染的风险也不断增加。

由于人手不足,有些医院已经要求症状轻微的医护人员继续到岗上班。

第四,放开的顶层方案设计不足。

新十条出台后,对于居家隔离的具体要求、服药的指导、医院的收治等方面并未同步出台详细的方案。

随后几天,才陆续公布一些指导意见,导致各地在执行中出现真空地带,民众无所适从、惶惶不安。

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目前顶层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依然是第九版,而二十条和新十条,早就远远突破了第九版的范畴。

可是第十版防控方案却迟迟不见踪影,说明此前尚未进行顶层设计,只是在针对出现的新情况,不断打补丁。

直到12月12日,卫健委才发布《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指引(第一版)》、《关于做好新冠肺炎互联网医疗服务的通知》,足以见得新十条发布之仓促。

第五,选择放开的时机不当。

这次放开选择在12月份,北方已是严冬,叠加常见的流感,会挤占更多的医疗资源。

事实上,上半年上海疫情初发时,上海实施的对策,就和目前放开的策略类似。

退一步讲,上海封控结束后,有足够多的样本,说明奥密克戎的毒性降低,重点在于保护老年人群,而且证明了疫苗对防重症有很好效果。

当时就要充分总结上海防疫的经验教训,让上海两千万人封控的代价不再白白浪费。

因此,放开的最佳时机,就是七八月份,一方面天气炎热,叠加的流感较少,另一方面,暑假期间学生可以居家,减少不必要的流动。

经过两个月的冲击后,大部分人群可以获得群体免疫力,为秋季的开学做准备,也完美避开冬季的流感高发季节。

回过头来,疫情管控的放开时机,是多方面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

有经济因素,有国际因素,也有舆论因素,还有一些突发情况。

接下来,要迎接很多未知的变数,可能迎来几波冲击,甚至会有些惨烈。

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大的方向不可能改变了。

还是一句话,自己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不要去抱怨,更不要去做巨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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