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见||彭萍. 汉学家翻译的文化窘境及其对中国文化传播的启示：以霍克斯翻译《红楼梦》为例

摘要：

霍克斯的《红楼梦》英译本对不同文化现象的处理策略并非完全采用译者所谓的“随意翻译”，其中针对同一文化现象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不尽相同，包括人名、俗语、物质文化名词、诗词等。本文通过分析上述翻译策略发现汉学家作为文明互鉴桥梁在翻译过程中不得不面临的文化窘境，并探求其背后的原因以及对中国文化传播的启示。

关键词：汉学家；翻译；文化窘境；霍克斯；《红楼梦》

一文明互鉴中译者的文化窘境概述

译者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和纽带。翻译看似简单平淡，但其过程却十分艰辛，因为它不是译者自己创作，而是用通顺的目的语将原文的信息传达出来，以实现文明交流互鉴的目的。因此，有人说，翻译是“带着脚镣跳舞。”（Robinson,2006：172）英国17世纪的文学家德莱顿将翻译分为三种：逐字译（metaphrase）、意译（paraphrase）和模仿（imitation）。在他看来，第一种就像戴着脚镣在绳索上舞蹈，舞者可以小心翼翼以避免摔下来，但不能指望舞姿的优美。在德莱顿看来，模仿是译者表现自己最有力的手段，但是对译者形象和名誉来说又是最大错误。（同上）因此，德莱顿认为逐字译和模仿是翻译的两个极端，都需要避免，译者应该采取意译，在这个过程中，不拘泥于词汇，而是注重表达原作者的意思。（同上）中国作家莫言表示，最好的翻译就是好像没有翻译，他说：“我想翻译过程中两种语言达到完美的程度，实际上也就融为一体了，也就什么都不存在了。我以前也提到过，好的翻译家是隐身的，在阅读的时候忘掉了他们的存在。”（莫言，2019）总之，译者过于拘泥原文显得呆板，不能为译文读者所理解，而过于放纵自己的自由，就会成为“不忠的美人”。实际上，译者之所以会面临此尴尬的窘境，是因为译者面对的是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正如王佐良曾经说过，“译者处理的是个别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王佐良，1994：705－706）由此可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遭遇文化的窘境。

英国汉学家霍克斯在将《红楼梦》译成英语（TheStoryoftheStone）时是想和读者分享伟大文学作品所带来的快乐。他说：“这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是伟大的艺术家用自己的心血写成的，即使我可能只是能够向读者传达这部小说给我所带来快乐的一小部分，那也说明我没有虚度自己的一生。”(Minford,2006:xv)翻译这部鸿篇巨著时，霍克斯想实现自己作为译者的创造性目的，“我只是随意翻译，只想让译文成为一个好故事，非常不学术。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仿佛进入了主人公的生活，这些主人公仿佛就是译者的朋友，或者译者就好像一部剧的导演，帮助自己的演员用恰当的表情和感情将台词说出来。”（同上）由此可见，霍克斯一方面意在展现出作为译者的自由，但更多地也要考虑译文在英语读者中间的“可接受性”。细读霍克斯的《红楼梦》英译本，却又发现译者并非完全采用了自己所谓的“随意翻译”，其中针对同一文化现象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不尽相同，体现出汉学家翻译中却不得不面临的文化窘境。

二《红楼梦》霍译本中译者的文化窘境

（一）人名处理：音译vs.意译;英语vs.其他语种

首先，霍克斯对主子阶层（包括管家和清客）的姓名采用了音译，沿用中国姓名的顺序，使用现代汉语拼音方案，如“贾政”（JiaZheng）、“王熙凤”(WangXi-feng)、“贾雨村”(JiaYu-cun)、“甄士隐”(ZhenShi-yin)等，没有将谐音、辈分和范字、小名和大名、字号或其他称号、名讳等文化信息纳入翻译当中，这种文化信息的过滤方便了读者的阅读，减少了阅读障碍。但也有学者指出，“采取音译也给译本带来了不容忽视的损失”，而且“或多或少将原文的文化特质过滤了。”（洪涛，1996）

对于丫鬟、小厮等下人的人名，霍克斯使用了意译。在“意译”这种策略下，翻译的处理又有所不同。有的直接译出本身的意思，如将“文杏”译成Apricot，将“香菱”译成Caltrop；有的既翻译出原文的意思，又试图让英语读者更易将这些人相互联系在一起，如服侍王夫人的姐妹“金钏”和“玉钏”分别被译为Golden和Silver，将彩云、彩霞、小霞这三个名字分别译成了Suncloud、Sunset和Moonrise；有的根据性格选词，如在贾琏和王熙凤的夹缝中忍气吞声的“平儿”被译作了Patience（“忍耐，耐心”），将衷心侍奉贾母、誓死不嫁的“鸳鸯”译成了Faithful（“忠实，忠诚”）；还有的是将名字暗含的意思翻译出来，如“袭人”暗指“花香袭人”，霍译本就将其翻译为“Aroma”（“芳香”），被贾雨村相中做了二房的“娇幸”谐音“侥幸”，所以霍克思将之译为“Lucky”。虽然这些人名的意思基本译出，但这一意译策略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有些译名的联想意义并没有完全译出，如“袭人”和“晴雯”；有些译名与原文的词性不符，如“抱琴”、“司棋”、“侍书”、“入画”四人名原文使用动词，译名均是名词；并不是所有丫鬟和小厮的名字翻译都使用了英语，其中如李纨的两个丫鬟名字“素云”和“碧月”就被翻译成了拉丁语Candida和Casta，但译者自己曾说过：“丫鬟（即下人）的人名则按英文译出。”（Minford,2006:xiv-xv）所以，真正的处理方法与译者的初衷存在一定的矛盾之处。

翻译演员名字时，霍克斯又使用了法语词，至于为何使用法语词，霍克斯并未给出具体的原因。艺名的译文大多数以-e结尾，如Élégante（文官）、Topaze（玉官）、Pivoine（药官）、Etamine（蕊官）、Charmante（龄官）等。在选词方面霍克斯也会注意原人名用字的意思，如“芳官”译成了Parfumee，“宝官”译成了Tresor，“葵官”译成了Althee等。但是，这些译名并未遵循同一原则。首先，人名所使用的法语单词词性不尽相同，如Tresor(“珍宝”)、Topaze（“黄玉”）、Nenuphar（“睡莲”）、Althee（“蜀葵”）等均为名词，而Élégante（“高雅的”）、Parfumee（“芬芳的”）、Charmante（“迷人的”）却通常用作形容词。其次，不是所有的艺名都按照原文意思译出，如琪官中“琪”是“美玉”之意，而译文Bijou意指“首饰”或“精巧的东西”，与原文的意思并不十分贴近，“龄官”的译文Charmante意指“迷人的”，与原文的意思相差较远。

对于僧尼道士名字，有的采用音译和意译相结合，有的采用意译，而且很多使用拉丁文，少数又使用意大利文、希腊文、梵文和西班牙文。比如，他将马道婆、张真人、王道士这三个带有姓氏的名称译成了英文和汉语拼音，分别是MotherMa、AbbotZhang和PlasterWang（音译和意译结合），将“大幻仙人”译成DoctorMysticus（前一单词为英语，后一单词为拉丁语，意为“神秘医生”），将“终了真人”译成DoctorSerenissimus（前一单词为英语，后一单词为拉丁语，意思是“像皇帝一样的医生”），“茫茫大士”译成BuddhistmahāsattvaImpervioso（依次是英语、梵语、意大利语，意思是“佛家不可及的大圣”），将“静虚”译为Euergesia（希腊语，意思是“能力、实力”），将“大了”译为Perfecta（西班牙语，意思是“完美”），等等。由此可见，在翻译僧尼道士的名字时，霍克斯并没有使用统一的标准，使用的语言也并不统一，更有个别名字采取了省译，如原书第十三回和七十八回中均提到的地藏庵的僧人圆心，霍克斯的译文中两处均将这一人物隐去了，不知译者的目的何在。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霍克斯在翻译人名时并非遵循一个标准，而是多个标准，有音译，也有意译；意译中有的直接传达意思，有的挖掘内部意思；选词时有的使用英语，有的使用其他语言。从这里可以窥见译者在处理人名时所面临的文化窘境：一方面无法真正传达中文名字的文化意义，另一方面又要迎合目的语读者，却又不能找到统一的标准。就连霍克斯本人也曾说过，人名在翻译中的这些处理不过“不是普遍的原则，只是我在翻译《红楼梦》时想到的一个法子。”（Minford,2006:xiv-xv）

（二）俗语处理：异化vs.归化

翻译的理想状态当然是，译者要么完全采用异化翻译，要么完全采用归化翻译，而归化和异化策略的杂合是译者作为文化沟通者面临文化冲突而妥协的结果，由此也可以看出译者所面临的文化窘境。细读霍克斯的《红楼梦》译本，会发现其中俗语翻译所采取的策略包括归化和异化的杂合运用。无论是翻译带有宗教色彩的俗语，还是带动物形象的俗语，抑或是彰显饮食文化或历史典故的俗语，都可以看出霍克斯在归化和异化方面之间摇摆。

例1：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第六回）

Manproposes,Goddisposes.

例2：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第十六回）

IfYamacallsatmidnighthour

Nomancanputoffdeathtillfour—?

霍克斯将例1俗语中的“天”归化为英语的“God”，这一归化策略使身在基督教文化环境中的西方读者更易理解，例2中的“阎王”被霍克斯翻译为了“Yama”，即印度教神话中的“阎摩罗阇”，在印度教的记载中，Yama的形象是：绿脸，红衣，骑水牛，一手握沉重的钉槌，一手持捕捉死者灵魂的套索，显然，霍克斯又保留了原文的文化特色。对同样是带宗教信仰色彩的俗语，霍克斯并没有采用统一的翻译策略，而是在或偏向西方或偏向东方文化之间做出选择，反映了译者所处的文化窘境。

例3：原来这学中虽都是本族人丁与些亲戚的子弟，俗语说的好：“一龙生九种，种种各别。”未免人多了，就有龙蛇混杂，下流人物在内。（第九回）

AllthepupilsattheclanschoolwereeithermembersoftheJiaclanorrelationsbymarriage;butastheproverbrightlysays,‘thereareninekindsofdragonandnotwokindsarealike’.Wheremanyaregatheredtogetherthewheatissuretocontainacertainamountofchaff;andthisschoolwasnoexceptioninnumberingsomeveryill-bredpersonsamongitspupils.

霍克斯翻译“一龙生九种，种种各别”时使用了异化策略，保留了中国文化中“龙”的形象，但将后文的“龙蛇混杂”中意象归化翻译成了“麦子”（wheat）和“粗糠”（chaff），因为英文中的separate(或sort)thewheatfromthechaff与汉语中“龙蛇混杂”意义基本对应。霍克斯有时保留前文“龙”的形象，有时又去掉了“龙”的形象，这种矛盾的翻译暗示了译者选择的无奈。

例4：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第二十四回）

Eventhecleveresthousewifecan’tmakebreadwithoutflour.

例5：生米煮成熟饭。（第六十四回）

Thericeiscookedandknowthatitcan’tbeuncooked.

例4的俗语运用中国饮食文化，比喻再有能力的人做事如缺少必要的条件也很难成功，霍克斯将俗语中的“米”和“粥”归化成“flour”（面粉）和“bread”（面包），考虑到了西方读者的理解和接受。相比之下，例5表达“为时已晚”之意的“生米煮成熟饭”这一俗语中“米”和“饭”却并未译成西方的食物，而是保留了原文的意象。由此可见，对于完全相同的意象，霍克斯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翻译策略，显示了面对两种文化背景译者摇摆不定的立场。

例6：彩霞咬着嘴唇，向贾环头上戳了一指头，说道：“没良心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第二十五回）

:“Youungratefulthing!You’relikethedogthatbitLüDong-bin:youdon’tknowafriwhenyouseeone.”

例7：宝钗笑道：“我说你‘得陇望蜀’呢。（第四十八回）

Bao-chailaughed.“You’relikethefamousgeneral:‘oneconquestbreedsappetiteforanother.’…”

例6的俗语“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来自关于吕洞宾的典故，译文完整地翻译了该俗语，传达了原文的意象。但同样是出自典故，“得陇望蜀”在译文中却没有采用异化策略，而用比喻和解释的方式传达其中的意思。

冯庆华曾提到，霍克斯在处理习语时，对原文中的文化因素力求完美，做到了“滴水不漏”。（冯庆华，2008年：6）但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出，霍克斯对习语的翻译策略实际上是归化与异化的杂合，有些时候对同一类习语的翻译策略不尽相同，这说明霍克斯在俗语翻译中也存在文化上的纠结和摇摆。

（三）物质文化名词：归化vs.是异化；译vs.不译

纽马克将文化负载词分为生态、物质文化、社会文化、组织机构和风俗活动及程序和概念、举止与习惯等五类。（Newmark,2001：95）所谓物质文化词，指的是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文化名词。《红楼梦》中的物质文化名词包括服饰、饮食、中药、建筑、生活器具等。钱亚旭和纪墨芳根据孙逊主编的《红楼梦鉴赏辞典》统计出，《红楼梦》中服饰类文化负载词共计583条，其中：服饰类107条，饮食类91条，器具类164条，建筑类74条，医药类147条。（钱亚旭、纪墨芳，2011）这两位学者对霍译本中上述物质文化名词翻译策略的统计如下（同上）：

由上表可以看出，霍克斯对《红楼梦》中物质文化名词的处理并非使用了单一的策略，而是归化和异化并存。下面以药膳文化名词为例，具体看霍克斯对物质文化名词的处理：

例8：及收拾完备，更衣盥手，吃了两口奶子糖粳米粥，漱口已毕，已是卯正二刻了。（第十四回）

Bythetimeshehadcompletedit,paidherdailytributetonature,washedherhands,drunkafewmouthfulsofmilk,andrinsedouthermouth,itwasalreadyhalfpastsix…

例9：宝钗道：“昨儿我看你那药方上，人参肉桂觉得太多了。虽说益气补神，也不宜太热。依我说，先以平肝健胃为要。肝火一平，不能克土，胃气无病，饮食就可以养人了。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窝一两，冰糖五钱，用银铫吊子熬出粥来，若吃惯了，比药还强，最是滋阴补气的。”（第四十五回）

Iwaslookingtheotherdayitthatprescriptionofyours,’saidBao-chai.‘;butyoudon’,Ithinkthefirst,most,over-activestateofyourliversothatitwasnolongerharmingtheearthyhumourofyourspleen,yourstomachwouldbeginfunctioning’snestandfivedramsofsu,’snothinglikeitforbuildingyouupifyouhavelowvitality.’

从上面例子可以看出，霍克斯在处理有关饮食和药膳方面的词汇时，所有策略确实不尽相同。其中，例8中的“奶子糖粳米粥”译成了牛奶，完全使用了归化策略，仿佛王熙凤变成了西方女子，以牛奶为早餐。例9中有几处物质文化的名词（见下划线部分），霍克斯大多采用异化策略，包括“银铫吊子”，基本保留了原文意思，但“不能克土”的译文更是一种解释，度量衡“两”和“钱”采用的是归化翻译。这些译文说明，霍克斯在翻译同一类文化名词时，所采用的策略也不一样。这种现象也说明作为英语本土译者，霍克斯还是要摇摆于两种文化之间。

据钱亚旭和纪墨芳统计，霍克斯在翻译中国物质文化名词时，还存在5.32%的误译和3.6%的漏译，尤其是中药的误译比例最高。医药的误译主要原因一是在于专业性强，只有了解真正的文化所指，才能传达出正确的意义，二是在于霍克斯对其中一些药膳名称采用了“取义舍形”的做法，这种策略虽然可行，但因为文化差异和专业知识约束，导致其对药膳背后的功效不能完全理解。（钱亚旭、纪墨芳，2011）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名词的误译还是囿于译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理解，不可不说这也是霍克斯翻译所面临的文化窘境。

（四）诗词：有韵vs.无韵

诗词是《红楼梦》一书中重要的文化现象，共有近200首。这些诗词对塑造人物性格和形象、暗示人物命运与故事发展等都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体现了中华民族诗歌的重要成就。诗词中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意象暂且不论，光是押韵就很难翻译，因为中文的诗词一般都是一韵到底，而英文诗就很难做到，因为汉字“都是非常规范的开音节字，基本没有结尾辅音音节”，而英语诗歌的韵脚因为“大量以辅音结尾的词”而受到影响，尤其是在响亮度和持久度方面。（辜正坤，2010：23）霍克斯翻译《红楼梦》中的诗词时，其译文大部分没有能够做到押韵，但也有小部分做到了押韵。即使做到了押韵，和原文也有一定的差距。比如，一些七言绝句一般是第一、第二、四句押韵（即aaba），但霍克斯基本没有做到，而是力求一、二句押韵，第三、四句押另一种韵（即aabb）。下面请看几个例子：

例10：

根并荷花一茎香，

平生遭际实堪伤。

自从两地生孤木，

致使香魂返故乡。（第五回）

Yourstemgrewfromanoblelotustoot,

Yetyourlifepassed,poorflower,inlowrepute.

Thedaytwoearthsshallbearasingletree,

Yoursoulmustflyhometoitsowncountry.

例11：

桃李春风结子完，

到头谁似一盆兰。

如冰水好空相妒，

枉与他人作笑谈。（第五回）

Theplum-treeboreherfruitaftertherest,

Yet,whenall’sdone,herOrchidwasthebest.

Againstyourice-purenatureallinvain

Thetonguesofenvywagged;youfeltnopain.

例10和例11的原文分别是香菱和李纨的判词，均出现在第五回，且都是七言绝句，韵脚都是aaba的形式，但是在处理这两首诗时，霍克斯并未按同一种译法处理，例10的译文没有使用任何韵脚，只翻译了原文的意思，例11却使用了aabb的韵脚。纵览霍克斯的译文，大多数诗歌的翻译类似于例10的处理。

这些例子说明，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中的诗词时，并不是完全按照统一标准进行处理，这可以理解，他一方面要照顾到英语读者，另一方面还想还原中国诗歌的形式。由此可见，霍克斯虽然更多地采取归化策略，但并非随心所欲绝对归化。

三译者霍克斯所处文化窘境的原因

霍克斯作为英语世界的译者，一方面要让自己的译文为英语读者所接受和理解，无论在翻译人名，还是俗语、物质文化名词还是诗歌的过程中，均可以看到西方诗学和西方文化在霍克斯翻译策略选择中所起到的“操纵”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仔细研读他的译本，却发现在文化要素的处理过程中霍克斯也会移植原文文化，有的甚至完全保留了中国的文化特色。这说明，作为一名海外汉学家，霍克斯摇摆于两种文化之间，译文的何去何从对他来说也并非易事，从而让我们看到一位海外汉学家在文明互鉴中所面临的文化窘境，并深刻理解这这位汉学家翻译的甘苦。具体说来，霍克斯所面临的译者文化窘境是有其原因的。

首先，霍克斯的归化翻译无疑受到了当时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首先，文学翻译属于一种社会活动，因此需要服务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情境，前者包括政治意图、文化心态、接受习惯和伦理道德等，后者包括文学手段、体裁、主题、原型人物及情况、象征以及文学在社会系统中的作用等。（Lefevere，2004：26）霍克斯作为英语社会的一份子，在翻译《红楼梦》时，也会希望其译著能够得到英语读者的认可，同时希望读者通过阅读这部小说对中国社会有所了解。伊文－佐哈尔认为，对于一些大的或“强势”文学来说，翻译文学只能处于边缘地位。而且，当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系统中处于边缘地位时，翻译的策略一般要考虑译文的“可接受性”。（Even-Zohar，1990）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的过程中无疑受到自己所在的英语社会意识形态以及诗学的影响，而且中国文学作为一种翻译文学在英语社会中无疑处于弱势或边缘地位，因此霍克斯在翻译策略的选择方面无疑要考虑译文的可接受性，所以大多采用了归化或者变通（包括删减、增加解释等）的翻译策略。因此，不得不说，为了迎合英语读者，又能更好地进行文化传递，霍克斯费尽心思，更多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使用西方的表达来传递中国文化，同时还增加了序言、前言和附录，对不被西方读者理解的汉语（原语文化）进行系统详实的说明。

其次，霍克斯的异化翻译说明他在翻译过程中力求照顾到中国文化的传递。选择翻译《红楼梦》是霍克斯个人对红楼梦的兴趣，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霍克斯也力求体现原作者在原著中所创造的每一个细节，因为他认为每个细节都体现出作者的良苦用心，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正如冯庆华曾经指出，“其实霍译在不影响读者对原文理解的前提下，还是首选直译这种方法，以此方式保持对原文内容、形式的忠实。”（冯庆华，2008：6）更可以说，“对原文的文化因素真是做到了滴水不漏”（陈宏薇、江帆，2004：43－63）。为做到这一点，霍克斯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做的都是严谨细致的工作，对小说中的典故、诗歌等做了大量考据，参考了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林以亮认为，霍克斯对原著不仅是“负责”，简直是“虔诚”了。（同上）霍克斯本人也说道：“我恪守的原则就是力求翻译‘每一样东西’——甚至双关。因为这是一部‘未完之作’，但却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以他的全部心血写就。因此，我认为，书中的任何细节都有其目的，如果我能够将这部中国小说带给我的欢乐表达出一小部分，我也就不枉此生了。”（Hawkes,1973:46）而且，凡是翻译，“忠实”是第一原则，离开“忠实”，就不能算是翻译，因此翻译学者切斯特曼（AndrewChesterman）将“再现的伦理”作为译者翻译中最重要的伦理模式，即翻译中要确切表达原文或原作者的意图，不添加、不删减、不改变任何信息。（Chesterman，2001）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就可以解释霍克斯在翻译中有时要采取忠实原文文化的翻译策略，即“异化”策略的原因。

四对中国文化传播的启示

总体说来，同一部小说中的文化现象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甚至同一部小说中同一种文化现象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很多时候也会给译语读者带来阅读上的困惑。而且，翻译同一部著作的文化要素时采取不同的策略，也反映出译者某些地方的翻译策略选择很有可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霍克斯作为一名汉学家，作为英语译者，其《红楼梦》译本确实为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我们需要深刻认识到，其中的归化或者异化都可能会影响译本的传播，因为过度归化会使译文丧失中国文化的本色，异化又有可能影响英语读者的接受。汉学家的这种文化窘境也为中国文学外译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尤其是在倡导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今天，探讨更好的传播翻译策略，克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处的文化窘境，更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首先，中国文化传播不能仅依赖海外汉学家。当今时代，由于更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逐步精通汉语，所以在中国文学和文化外译的译者选择上，不妨更多地开展中西译者合作。如前文所看到，如果完全由母语为外语的译者完成翻译工作，不能保证中国文学和文化内涵传递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另一方面，中国本土译者目前单独完成翻译工作也有不足，因为有的本土译者虽然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理解没有太大问题，但在用外语表达时却存在不少问题，尤其在熟练地用外语表现一些文化特色的内容或韵律、风格等方面会存在问题。有鉴于此，建议国家应该组建专门的翻译机构或出台相关的政策，对文学和文化翻译进行统一规划，鼓励翻译机构、出版社以中外译者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翻译，甚至提供财力、人力的支持，这样一方面可以较为全面地介绍中国文学，另一方面又照顾到读者的接受习惯。（彭萍，2014）中国人张菁与瑞典人安娜（AnnaHomwood，郝玉青）联手翻译英文版《射雕英雄传》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中外译者合作过程中，可以就翻译策略方面互相商量，尽量在异化和归化策略之间找到一种折中的办法，实现中国文化内涵传递和接受效果的调和。

第二，译者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尽量对同一种文化现象采取同一策略，以同一标准为依归。根据前文的举例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针对一种文化现象，霍克斯在翻译中有时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比如人名、俗语、诗歌等的翻译，有的甚至使用的语种不尽相同（如人名的翻译）。这样的处理方法固然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同一现象的不同处理方法必定会给读者的阅读带来障碍。有鉴于此，建议译者处理中国文化现象时尽量使用同一标准。比如，《红楼梦》中人名的翻译可以考虑如下处理方式，凡是完整的姓名和小名、艺名，如果解释这些人名背后的文化涵义显得啰嗦冗长，就可以直接采取音译，虽然会失去一些文化的内涵，但不影响英语译文故事情节的传达，反而会更好地为英语读者所记住，保证了其对整部小说译文的流畅阅读。对一些俗语，可以都采取异化加少许解释的办法，也可以都采取归化翻译（包括只解释其中的意思），尤其是同一上下文中的同一种文化现象。就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文学中所处地位来看，目前阶段，采取归化策略更能为英语读者接受，有利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传播。对于诗词歌赋，均不必在意韵脚，毕竟英语诗歌无法做到中文诗歌那种押韵，译成自由诗体在很多时候更符合英语读者的预期。这也是诗歌翻译的一种归化策略。如果有的诗歌采用韵脚，有的没有韵脚，英语读者会误以为中文诗歌本身就是如此，反而会误导读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当然，随着中西文明交流的进一步深入，中国文化在海外更多地传播，中国文化在国外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也会发生变化，海外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会进一步提升，中外文化鸿沟将进一步缩小，届时可以更多地考虑使用“异化”策略，译者所面临的文化窘境也将会逐步得到改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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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钱亚旭、纪墨芳，2011，《〈红楼梦〉霍译本中物质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的定量研究》，《红楼梦学刊》第6期。

［15］王佐良，1994，《翻译中的文化比较》，载杨自俭、刘学云编《翻译新论（1983－1992）》，湖北教育出版社，第704－705页。

彭萍：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英语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翻译理论与实践、文化研究、商务英语等。已出版专著《翻译伦理学》《本科翻译教学研究》《社会叙述理论与京剧英译和传播》等10余部，出版译著《新中国故事》（英译）《中国通史（第六卷）》（英译）等近20部，在各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主持国家级、省部级及其他项目10余项，参与项目多项。主编国家级规划教材《商务英语阅读（上、下册）》（第二版）以及其他教材如《英汉笔译》《实用语篇翻译》《非文学语篇翻译》等10余部，参编国家级规划教材及普通教材10余部。现兼任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中医药翻译与国际传播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海外汉学研究分会理事、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研究员、《国际汉学译丛》编委、西藏大学和中国戏曲学院客座教授等，荣获“文明之光·2019中国文化交流年度人物”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