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中西新旧对立，视“中”为旧，视“西”为新

近代西方强势入侵，中国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国人日渐形成以西为尊的价值观念，不仅以西为标准审视中国固有文化，而且将中西新旧对立，采取截然两分的态度给予评价，视“中”为旧，视“西”为新。更受进化论影响，把变化等同于进化。这样看历史或许更为简洁明了，利于把握，却离历史实态有不小的距离。生活于云南省垣——昆明的一群上层士绅在民初社会政治中的活动和影响，超越中西新旧截然两分的价值判断，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面相，使得历史画面更加丰富多姿。

民国建立，国人仿行西式民主制度，把欧美的政党制和议会制移植到中国来。但能掌握这些政治资源的，仍然是那些在清末就有着丰富经验和声望的官绅，引进者也依靠他们的支持落实域外制度。受旧学熏陶的绅耆无论对相关的学理知识了解与否，并不排斥抵制新的政治架构及运作，而是设法调整自我，以积极的态度参与，以便继续保持其权势地位。

政党政治的基本形式是通过政党之间的竞争，谋取议会多数席位，组成政党内阁，以实现政党的政治诉求。于是政党成为一项新的政治资源，组党和加入政党成为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一时间涌现出数百个名目繁多的大小政党。为了壮大声势，组党者往往设法罗致地方士绅、名流入党。众多的旧学士绅，无论其对政党政治原理是否了解领悟，也因此获得了新的政治资源而得以继续参与政治。正如时人所言：“现在组织党者大半以势力结合，以感情结合，或以强迫结合，而本党之政纲若何，本党政纲对于现在社会之情形若何，本党政纲对于自己之意见若何，从未研究。”[2]

绅士们凭借前清时期累积起来的政治资本和社会声望，更容易得到组党者的青睐拉拢，当时云南绅耆们就纷纷被罗致入党，有的甚至同时拥有多种党籍，如王人文拥有7党籍，李文治曾列名统一共和党发起人，后来统一共和党和同盟会合并，又成为国民党，但在国会议员的党派登记中却记为共和党。吴琨也是既列名统一共和党，又列名进步党。陈荣昌1912年滞留上海期间，曾参与章炳麟发起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在各省会员互选参议员时被选为云南参议员。后来中华民国联合会与张謇发起的“预备立宪公会”合并为统一党，于1912年3月2日成立于上海江苏教育总会。大会以投票方式选举该党理事、评议员，陈荣昌当选为理事之一。次年陈荣昌回滇，隐居安宁明夷河，可是进步党滇支部成立时，在参议名单中，仍有他的名字。虽然陈荣昌对政党的具体态度和看法不得其详，其隐居避世，并未积极介入政治，可知组党者是看重他的名望而将其罗致入党。张玉法指出：“一个人所隶的党籍多，并不代表他对政党运动尽力，只因他的名望大，地位重要，许多政党都拉拢他罢了。”[3]由此可见，绅耆入党并不代表他们对政党的政治理论及活动感兴趣。受旧学熏陶的绅士不一定知道多少近代政党政治的原理规则，也很少维护党纲及目标的行动。

从赵藩、杨琼、李文治等人的情况，可以看出绅耆入党的原因。在时人眼中，赵藩、杨琼都是“吾滇有名宿儒”，只是因为与革命党人李根源的关系而挂籍同盟会。先是，光复后，迤西政局不稳，为了平息纷扰，李根源被军政府委派亲往迤西解决争端。李根源是同盟会滇支部的支部长，到迤西后，一方面设法解决争端，一方面积极发展党员，一度吸收了二千多人入党，以至于连党证也一时间无法应给，其发展的对象多半就是地方绅士和名流。当时赵藩和杨琼都在迤西，由李根源介绍入党，赵藩还被选为评议长，但赵藩和杨琼对于政党政治颇为隔膜，两人在很多场合坦言对政治学原理盲无所知，只是稍有经验而已。李文治因为声望甚高，被众多团体邀请入会，导致异常忙碌，不得不辞去一些不太重要的邀约。况且加入政党只是他众多公共事务中的一项而已。

因云南军政府都督蔡锷为统一共和党发起人的关系，在众多党派中，云南的绅士名流们加入该党的人数较多，如任军政府各部要职的李增、周钟岳、李文治、吴琨、孙光庭、王玉麟、陈度等，均被蔡锷罗致入党。孙光庭后来谈到自己列名党籍的由来时说：“吾滇风气素朴，原无党会，去岁都督蔡公锷始设统一共和党，旋改并为国民党。尔时，鄙人承乏民政司长，蔡公属为署名，谊不可却，此挂名党籍之由来也。”[4]孙光庭所言入党缘由，当是较普遍的情况。统一共和党和国民党合并，原来列籍统一共和党的孙光庭、李增、王玉麟、陈度、李文治等又列名国民党籍。此外，王人文、袁嘉谷、顾视高、萧瑞麟、严天骏等亦列籍国民党。

绅耆们入党本不是基于党纲和目标而来，因而与党的关系比较松散。1913年7月，赣宁事起，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国会议员的资格，收缴其证书、徽章。滇籍议员为了保住议员身份纷纷声明脱离国民党。当时萧瑞麟声明：“本年六月即脱国民党，并无附乱各情，请查核维持议员。”张华澜亦声明：“脱离国民党以为凭，请维持议员。”严天骏则认为：“国民党议员全体取销不能不分良莠，特条陈分别办理之法。”[5]报纸对警察追缴王人文的议员证书、徽章一事进行了详细报道，“王于去年国民党改组时由他政团合并推为理事，开幕后曾经宣告脱离，处于超然地位。此次追缴徽章证书，王氏坚不遵缴，自认非国民党，无被追缴之理由。警官索取三次，王氏愤甚，谓并非欲充议员，六月曾辞职一次，院议不准，此次取消本无足惜，所不甘者，加以附和乱党之名耳云云。警官及侦队等欲强搜之，王氏益愤，将徽章证书掷地，曰：任尔取去。匆匆乘车赴站遄回天津寓所而去。”[6]孙光庭则写信给参议院议长，声明自己虽列籍国民党，但入都后看到党争剧烈，大不以为然，早有脱党之意，又见“贿买议员之恶潮沸腾，谓出此入彼也有贿，出此而不入彼也亦有贿，欲避瓜李之嫌，遂姑缓之”。非但与赣宁乱党全无瓜葛，而且“曾与袁君嘉谷约同蜀黔各同人通电本省，谓宜保全大局，切不可声言助乱，破坏共和，以期同我太平等语，此本院有案可稽者”。自己“此次确系受国民公意选举而来，绝非如政府所云为该党势力所左右者，原选都督蔡松坡君现在都，此可问以为确证者”。[7]孙光庭的表白可见绅耆入党并非基于对政党的政纲、目标的服膺，遇事更加不肯与所属政党同舟共济。

针对民初政党的种种弊端，时人又有毁党造党之说，章士钊便是有力提倡者。他主张建立一个政见商榷会，后来被苏督程德全所接受，发起成立，希望调和各党意见，就各党之政见互相商榷。云南政务厅长李鸿祥很快响应，在滇中也成立了政见商榷会，首先想到的还是一众绅耆，邀约入会。而绅耆也并不拒绝，应声加入。

1913年1月20日，政见商榷会假昆明陆军偕行社开成立大会，到会者一百余人。李鸿祥因发起此会而被选为正会长，袁嘉谷、赵藩为副会长，席聘臣则为政治主任，周钟岳为文事主任。由云龙、陈钧、李华、钱用中、吴良桐、张肇兴、郭燮熙、赵式铭、黄德润、陈价等为总务干事。是日，李鸿祥、赵藩、李文治、袁嘉谷都发表演讲，表达了对此会的看法。

绅耆受邀参加，主要是因其地位名望和实际经验，对民初的政治形式未必了解，对此，他们自身并不讳言。赵藩演说时就明白表示：“现行政策学理固要，经验亦不可少，鄙人于政治学原理原则未尝学问，唯经验一方面稍有见地。李厅长发起此会，研究施政方针，将来政务之发生随时开会讨论，我滇政务必日见改良进步。”[8]李文治也说：“鄙人近年以来未尝从事政务，于政治原理亦未尝从事研究，然既列斯会，觉稍有鄙见，敢商榷于诸先生之前。鄙人窃谓聚多数之人而成一会，即合多数之人为一群，萃一群之心思才力以图政治之改良，则政无不举，萃一群之心思才力以谋民国之巩固，则国无不强。今日政见商榷会即是合群之意，《易》所谓同人于野，亦是此意。”赵藩在众多场合发言，都以经验丰富自诩，他既未出过洋，也未接触过新学，但在不断趋新的社会中依然能够保持其权势地位，多年来的政坛经验自然成为重要的政治资本。就是到过日本游学的李文治，对于民初实行的一套政治制度也相当隔膜。如此一来，民初虽然仿行西方的政治制度，因旧学出身之人继续处于权势中心，所以往往也只能徒具形式而已。

只有年辈较晚的袁嘉谷对民初的政治尚能了解一二，其演说“谓李厅长发起此会，鄙人甚为赞成，唯此会范围太广，鄙人试抽象言之。如临时约法其性质同于宪法，而约法之宗旨在扩张民权，虽然民权固矣，而国本易摇。现在正式国会不久成立，将来制定宪法虽由国会，而此会中不可不加一番研究”。[9]不过，袁嘉谷在这种场合说的话多是应景，其对政治从来不甚热心，以后也主要是以从事学术研究为主。

民初绅耆在获取政党的名义以外，还通过议会政治占据社会权势的中心，两者相辅相成。清末清政府预备立宪，设立谘议局和资政院，选举议员即以绅士为主要对象。民初建立国会，旧学功名的绅士仍然享有优先权。民初议会之设，经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临时参议院和正式国会等几个阶段。前两阶段议员主要由各省谘议员和都督府所派，革命党在人选资格上并未设限，云南方面，甚至一直抱持君主立宪制的顾视高也被选为代表，以至于引来媒体的抨击和不满。这一情况从侧面显示革命派和滇中绅耆的关系甚为融洽。

云南最初派段宇清、张一鹏、吕志伊三人为代表，其中张一鹏和吕志伊是革命派，段宇清是谘议局副议长。后者清季即对议会政治颇为热心，为了云南的利益恪尽职守，甚至不惜以代议士的身份自居，与清廷抗争。因张一鹏非云南人，不久即辞职，而吕志伊则被选为临时政府司法部次长，段宇清致电军政府另外选派二人。滇省接到段宇清的电文，续派张耀曾和席聘臣与会，张、席二人都曾留学日本，张耀曾还加入了同盟会。

《临时约法》制定后，规定参议员由各省选派五人，滇省军政府除段、张、席三人外，又增派顾视高充任。不料此举遭到驻宁云南同盟会的非议，同盟会致电顾视高本人，阻止其赴宁与会，电称：“阁下前在北京充资政院议员，新政茫然毫无表见，南京光复以后，资政院议员已纷纷辞职，而阁下犹忍心执笔起草奏请宣布宪法，欲以收拾已去之人心，巩将倒之君位。前在日本留学数年，区区豚尾极保全，以为求媚虏廷之奇货，凡此种种，皆阁下之荣誉而国民之深耻也。今滇中来电，以阁下为中华民国参议员，务望自爱，勿来南京，否则必不利于阁下也。”[10]不久，驻宁滇同乡会也致电滇军政府和各报馆，认为张耀曾、席聘臣两人担任没有问题，但顾视高“素嗜君主立宪法，于共和政体自必茫然，决难胜此重任”。建议由革命党人吕志伊取而代之，“现吕君志伊已辞司法次长，仍请任为参议员”。[11]与此同时，滇中媒体群起鼓噪，对于参议员由军政府委任大为不满，并谴责议会无所表见，一味听命于军政府。各方压力之下，顾视高不敢赴南京就任。

3月，鄂、苏两省参议员以参议院在华俄道胜银行借款问题上违法表决为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声称南京参议院是由各省军政府委员组成，无充当代议机构人民代表之资格，应由各省人民选出之省议会选派参议员另行组织参议院。想以此改变同盟会控制临时参议院的局面。由此引起一场参议院改选风波，由各省临时议会选举的参议员替换了原各省指派之代表、参议员。此时已就任总统的袁世凯下令各省由省议会选举参议员，滇省议会选举结果，仍是席聘臣、张耀曾、段宇清、顾视高得票最多，另外则选举张华澜，补足五人。另选举候补参议员王人文和陈荣昌二人。[12]

滇中各团体对于议会把持选举仍然啧有烦言，记者更著文痛骂临时省议会议员，用语相当犀利尖刻：“今选举湖北议员，是立定宪法也，是我国民应得之大权也，乃该议员等把持选举而不公诸我国民，不知其依据何等法律，糊涂瞎闹，竟敢剥夺我一千七百万同胞之公权，我同胞凡有血性者当群起而攻之，不解散此造肥料议员者，不足以为云南人，不从新构造新议会者，是无羞耻之云南人。呜呼，三十六议员不知法律，乃满清政府留下之余臭，其平日打麻雀，吃花酒，逛窑子，无所不为，彼人格早已堕落，且放弃责任，半系此无用之废物，今日尾大不掉，夺我人民公权，实为大逆不道。”[13]即便群情汹汹，最终却未能改变结果。清末坚持君主立宪和拥护清廷的顾视高，虽然遭到同盟会的抵制，在军政府和临时议会的撑腰下还是当选参议员。滇中舆论对陈荣昌、顾视高颇有抵斥，南京同乡会甚至致电滇中报界，要求调查两人的历史，拟编纂亡国大夫传。临时议会议员杨觐东极为恼怒，不仅登报痛斥其非，而且在致军政府的质问书中极力维护陈、顾二人，视为云南不可少之人才，驳斥抵拒陈、顾的言论，并要求对旧官吏加以甄别。由此可见，即使行为备受质疑的绅耆，也会在相互援引庇护之下，继续居于权势位置。

《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规定，国会采取两院制，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第一届国会两院议员名额分配是：参议院议员274名，22行省，每省10名，分别由省议会选出；众议院议员596名，人数以各地区人口多寡而定，每80万人口选出1名众议员，仍按行省和地区选出。根据这一规定，云南可选出参议员10名，众议员22人。民国元年选举产生的第一届正式国会议员中，云南绅耆在参众两院所占比例都不小，特别是参议员，基本上都是绅耆当选，众议员也以科举功名者为主。

在10个参议员中，除吕志伊和谢树琼是革命党外，其余全是滇省有名的绅耆，而众议员中绅耆也为数不少，如李增、赵藩、萧瑞麟、严天骏、顾视高、王桢、陈时铨等。《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对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资格，除了国籍、居住期限等常规限制外，主要是性别、年龄、教育、财产等几种。财产限制项下规定：甲，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者；乙，有价值五百元以上不动产者。教育程度的限制项下规定：甲，在小学以上学堂毕业者；乙，有与小学以上毕业相当之资格者。这里所说的“与小学毕业以上相当之资格”，包括“前清生员以上，及毕业于六个月以上之各种传习、讲习研究等所，简易、速成、预备等科，并曾在小学校充当教习一年以上者（但体操教员除外）”。[14]年龄限制规定：有选举资格之人，年满25岁者，可当选为众议员，年满30岁者，可当选为参议员。[15]不仅制度上保证了绅士参与国会的权利，年龄限制也会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22名众议员中，已知21人的背景资料，具有旧学功名的17人，其中9人兼具新式学历，完全由新式学堂出身的只有4人，这表明在民初的政治生活中，旧学出身者仍居于中心地位。尤其是第一届国会选举，政党操纵的因素很多，绅耆又居于各政党的核心地位，自然更加容易当选。

从省议会的情况看，第一届省议会议员共88人，其中找到背景资料的56人。具有新式学历者不多，共13人，其中6人兼具传统功名，具有传统功名者达49人。88人中，原为谘议局议员的仅6人，分别是吴贞祥、杨开源、张之霖、李炳泰、张棫臣、张正伦，但其中举人出身的张之霖和李炳泰为副议长。议长赵伸，同盟会员，留学日本成城学校，曾参与反清活动。议长之外，只有两位议员李伯东、何畏是革命党，其余大都是各地的绅士，有的清末来省垣接受过短期的宪政知识训练，参加过自治研究所及教育官练习所的培训。由此可知，科举功名仍是在民初取得权势地位的重要因素。虽然与《谘议局议员资格》相比，《省议会议员选举法》对议员选举的资格规定已经不再把传统功名身份作为基本条件，实际上具有传统功名者在云南省议会议员中仍占有优势。省议会议员均由各县区选举而来，就经历看，或是各县劝学所及县自治局总董，或任小学校长，或曾为官，均为各地名流。而原来在省一级政治舞台活动的部分上层绅士，则通过民初的议会政治上升到国家层面，所腾空的位置由各州县的绅士补充。

民初社会环境相对宽松，结社集会比较自由，各种类型的党会应运而生，士子可以通过加入各种类型的党会，参与地方事务，融入民国社会，掌握许多资源的绅耆更是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被各种类型的党会延揽而为会长，主持会务，颇形忙碌。绅耆于是借助党会这种新型组织，进一步扩大影响政治与社会，成为沟通官民之间政令舆情的协调人。在这方面，李文治、赵藩、李增、黄德润等人的表现最为活跃，成为有名一时的公众人物。他们同时参与多种社团，例如李文治被众多社团推为会长，以致应接不暇。他不得已辞却公学会会长一职时说明自己的苦衷：“鄙人向来职务殷繁，时忧瞑眩，拟将各机关辞退，专任三迤总会事。今参议处议长虽离职，犹有国民党、爱国协会、激楚社等处义务，思欲尽脱羁縻而不得，若再加以贵会重职，匪唯弗克负担。唯有切恳诸君另推贤哲担任斯职，庶不负成立此会盛心。”[16]忙碌情形可见一斑。

云南临时省议会议长李增同样面临各社团邀请担任会长的压力，活动颇为忙碌，他口才便给，能言善道，在各种场合发言，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和煽动性，因而更加受人推重，令名在外。赵藩则既为孔教会会长，又为三迤总会名誉会长、圣教研究会副会长。黄德润担任滇都督顾问、司法司长、司法筹备处处长的同时，还被选为三迤总会会长，又被推举为东川矿业公司总经理，负责招股事宜。他们受到众多社团的借重，原因无外乎声望素孚，使会务较易着手，与当政的革命党人关系密切，容易得到当道的支持。而绅耆主持各种社团会务，可以促使各社团相互联合，增强社会影响力。

不仅社会团体争相邀请绅耆入社主持会务，就是政府也要借助绅耆的声望来影响社会。民初政府发起国民捐运动，就是借重绅耆演说，以激发民众踊跃捐款。在诸位绅耆中，李增是最为活跃的公众人物，凡是社会团体讲演会都有他的身影，他极富演讲才能，每次演讲都能感动众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记者记录其在国民捐大会演讲的情形道：“李增君出席登台，李君并无文言，概以滇省俗语描演政费枯竭之危状，亡国奴之惨境，一句一掬泪，全场为所激刺，哭泣声与拍掌声相和。”[17]

为了劝集爱国公债，巡警局局长兼云南府长吴垚发起激楚社，邀请绅耆入社赞助。该社通过改良戏曲演说时事等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唤起一般社会大众的爱国心。以“激楚”为名，“意在以清越之声激动国人，使知现在国家之震惊而表吾辈所怀之痛楚也”。该社设编辑员，采集足以激励国人的时事编成戏曲，演出所得票费，则以七成充作爱国捐款。李文治、李增都是激楚社的主要负责人。

[18]进而评价道：“演戏一事虽属末技，然引起一般人民之感情大有影响，故文明各国对于戏曲时加改良，总以不害善良风俗及引诱人民爱国为目的。吾滇戏曲往往多演神道设教，于风俗大有关系。现有同人发起特设激楚社，以改良戏曲为宗旨，已速组织，不久即可成立云。”[19][20]演出效果很好，大受社会各界欢迎。

为了争取当道的赞助，发展壮大，李增、李文治等绅耆提议推举参谋厅长谢汝翼、政务厅长李鸿祥、军务司长沈汪度为名誉社长，并于8月11日召开特别欢迎会。谢汝翼发表演说，称赞激楚社有益于世道人心，认为：“中国教育不普及，故下流社会日多一日，而道德亦日堕落，此中国最大之一危险现象也。此刻欲从教育下手，咸曰扩充学校教育，殊不知学校教育在今日万万不能收效迅速，唯有由社会教育下手，尚易为力。此激楚社之所以组织，而激楚社即社会教育之活动场也。”在表示要竭力维持的同时，也从官方立场提出希望：“以后本社凡编一戏曲，演一戏曲，务使观者有所激发，有所观感，恶习日除，道德日进，方不负本社发起之初心。若稍有违背道德妨害人心之剧，切忌不可登场云云。”[21]

激楚社前后演出六次，因“社务发达，力图进步，激楚之义未能概括，众议取销前社，更新组织，复经同人等迭次开会讨论，更社名为扶风，详定社章，择期开幕”。1913年1月14日，扶风社仍在云华茶园开幕，推李文治为社长，李增为副社长，宗旨和章程与激楚社大同小异。后来李增和李文治当选国会议员北上，社务乏人主持，自行消散。护国运动后，李增结束了护国演说团，一度重新发起新民社，以“排演新戏鼓吹共和为宗旨”，对改良戏曲乐此不疲。国会复开，李增作为第一届国会众议员再度北上与会，新民社演了几次剧目后，就无下文了。

为了联合省垣各同乡会对地方事务发挥更为积极有效的作用，绅耆发起组织三迤总会，以联络三迤人士，疏通各方意见，从而使三迤遇事能够步调一致。三迤总会不仅是一个联谊性的组织，还带有政治性质，对于政治事务发挥影响力。后来三迤总会不断壮大，成为与省议会并行的“地方民意机关”，并肩负“指导社会之责”，对地方利弊兴革大事起着重要作用。

其实，清末已有三迤同乡会之设，因“其时禁纲牛毛，但以敦睦乡谊、交换智识为名义上之宗旨，实在目的尚未做到”。[22]尽管如此，因李文治、胡源等绅士在同乡会演说外交之类的敏感问题，被提学使叶尔恺取缔。

黄德润，字玉田，晚以字行，生卒年不详，庚寅（1890年）恩科进士，会泽人。清末他一直在四川做官，历任渠县、万县、铜粱、云阳、郫县等知县，川东土税总局文案，边藏饷械局总办，川南禁烟督办、官印局总办，泸州榷务局督办。辛亥革命后回滇，因儿子黄毓英为革命党，对云南革命贡献尤多，所以黄德润为革命派所尊重，先后被聘为滇都督府顾问，兼任司法司长、司法筹备处处长，皆充要职。但不久便辞职而专门从事社会活动。出任三迤总会会长期间，还兼任东川矿务公司总经理，《滇声报》总编辑等职，并筹资建昆明自来水公司，社会声誉颇高，所以各界人士都愿请其出面襄助。《滇声报》发起诸人鉴于黄氏“道德优美，学识宏通，为滇中人士景仰钦佩，近年以来凡滇中公益关于应兴应革事件，先生多毅然任之”，认为“诚以边徼风气，舆论薄弱，非雄才渊识，众望如归之先生起而振之，不足以惊破六诏之酣梦，蒙发起三迤之聩聋”。[23]

[24]可见黄德润在云南社会上形象甚佳，影响颇大。

三迤总会正是在黄德润任上发展壮大，成为云南的重要社会组织。该会成立不久，就与刚成立的全国铁路协会云南分会以及临时省议会联合清算滇蜀铁路公司股款，查出公司贪污舞弊情况甚为严重。此外该会还创办了成德中学。1914年又与孔教会联合呈请云南当道取销公娼集园，迫使政府痛下决心予以取缔。（详后）

1915年兴起的救国储金运动，在云南也是由三迤总会的绅耆们领导。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爱国民众面对日本的侵略野心，自发组织捐款以救国。运动首先由上海商人马佐臣发起，提议全体国民每人以产业的十分之一捐输，存入中国银行。倘本年所收不足五千万元，准自由取回且予年息五厘；倘已满五千万元，则不许取回，由存款人开会以三分之一多数议决下列三项用途：（一）造兵工厂；（二）练陆军或建海军；（三）振兴国内工业。[25]马佐臣的倡议很快得到广泛响应，上海于4月3日建立“救国储金临时通讯处”，4月8日又改为“中华救国储金团总事务所”。主事者多为上层银行家和商人。风声所播，全国各地纷纷发起储金运动，并在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之际达到高潮。

云南僻处边地，两个多月后才开始响应。先是，旅滇浙宁商会得到上海商界来信，令其在滇发起提倡，浙宁旅滇商人遂极力劝导，但应者寥寥。诸位商人又捐资240元请昆明两大名剧园云华茶园和群舞台的京坤开演新戏一昼夜，以所得戏资全数捐助储金团，效果不错，所得戏票款990余元，当即汇往上海。自四明商人捐资买戏后，伶界也积极捐资。而本地商人却反应迟钝，以致“滇省舆论多钦佩其热心，不免讽议滇商会之冷视”。[26]

面对舆论的指责，云南商务总会终于开始行动，于6月7日开会研究救国储金团办法，议决设立救国储金团事务所，决定储金汇交富滇银行代收，并在事务所内组织演说会，延聘演说员分往省城及各县演说，以资实力提倡。经费由东川矿业公司董事长黄德润提银1200元，财政厅厅长陈价提公款1200元，警察厅长唐萍赓由警厅公款内提银300元，以资开办。

救国储金大会于1915年6月13日在三迤总会召开，参加人数逾两千余人，“先由发起人报告开会理由，后有多人相继演说，莫不慷慨激昂”。随即推举事务所职员，分为正干事、副干事、主任干事、各界干事、雇员五种，网罗了云南各界要人，黄德润因既为三迤总会会长，又为东川矿业公司董事长，声望卓著，被选为救国储金团正干事，主持事务所一切事务。罗佩金、王鸿图、陈价、唐继禹、由云龙等被举为副干事，由云龙、顾视高被举为学界干事，黄德润、赵藩、周宗洛被举为绅界干事。[27]会上各干事首先认捐，黄德润所认尤多，不仅自己每月认储50元，而且代东川矿业公司认6000元，以一年交清。其他干事认50元至100元不等。

全国救国储金运动旋起旋落，到7月底走向低潮，云南的救国储金团也没有下文，最初得到的储金在护国运动中被军政府提用，任护国军筹饷局局长的黄德润便将东川矿业公司认交的救国储金4500元提作筹饷局经费，其他各界所认储金5500余元，则拨归军需局查收，以添军饷。

与黄德润的声望难分轩轾的赵藩，出任孔教会会长。民初各种以尊孔为旗号的民间组织层出不穷，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康有为的学生陈焕章发起创办的孔教会。1912年11月12日，陈焕章等人在上海海宁路正式挂出“孔教会”的招牌，宣称该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之后各地纷纷成立支部。孔教会云南支部成立于1913年年底，其时袁世凯解散国民党议员，赵藩从北京归滇，被推举为该会会长。

在孔教会成立之前，为了发扬国学，维护传统文化，绅耆发起组织国学社，以昌明国学为宗旨。开始创议诸人拟延聘陈荣昌为社长，但“劝架至再，终不出山”。以致该社主持乏人，社几中辍。后来适逢赵藩从北京归滇，被举为孔教会会长兼国学社社长，以国学社附设于孔教会内。

国学社分讲习、推行、文学、理学、政学、庶务、编辑八部，每部共举部长一人，部员四人，分职办事。每星期开研究会一次，每次由会员论讲圣经，并由各部部长商承社长命题课文，择其佳者选登杂志，酌给奖资，其宗旨务在阐明圣学，匡正人心。

国学社成立后，得到都督唐继尧、民政长李鸿祥的大力支持。创设之初，因经费支绌，难以进行，该社呈请李鸿祥指拨经费，借资维持。李鸿祥认为每月四期研究会太过频繁，容易导致始勤终怠之流弊，建议该社改为每月两期，令财政司把收归清末学务公所学款拨作该社经费。该社每次会课的试题以及评阅后的试卷，李鸿祥都亲自阅看，目的在于“俾政府得以集思广益，识别真才，备供甄录”。所以媒体赞道：“乃民政长不独永拨的款，且留心国学社会课人才而欲甄录之，其识解超越流俗万倍矣！”[28][29]国学社存在了两年，因护国运动军需浩大，公帑支绌，滇中所有文化教育事业被停办，国学社自然难逃厄运，最终由唐继尧下令停办。

孔教会成立后，不仅经常组织演讲会，演讲儒家学说，而且上书当道请示中央，规复学校朔望谒圣礼，并下令学校开办经学课程。经北京政治会议秘书厅来电，议决祀孔一切礼仪仍沿前清旧制办理。

孔教会除了以宣扬孔教为亟务，还成为维护地方风化的重要组织。1914年孔教会与三迤总会联合呈请取销集园公娼，使存在两年多的集园公娼最终得以取缔，人心大快。集园公娼创设于民国政权建立之际，时云南民政司拟对社会进行改革，对于娼妓采取集中私娼，设置公娼的措施，一来救济生活无着的妓女，二来试图通过公娼，消灭私娼，最后达到“无娼”的目的。自集园设立以来，反对之声不绝如缕，各界纷纷上书军政府表示反对。在集园“房屋工程已完成十之八九”之际，1912年7月29日，基督教青年会集会反对公娼，时任都督府参议处议长的李文治应邀参与集会并发表演说，认为：“公娼之设，揆诸道德，亦殊不合”。李文治的侄子、青年会会员李全本亦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建议把公娼改办成工场，所有全城妓女，悉令入场学习工艺，由沪、港购机器，聘技师到滇，切实教授。只要解决妓女的生计问题，即可以私娼公娼一起取消。会后，青年会“上书军府，陈明利弊及挽救办法”。都督府对于青年会的请求不但无动于衷，反而加以驳斥：“教会无干预政治之权，且无干预之理由。而该会所持理由亦未充足，概系偏激之谈，实属不合。”[30]

继青年会之后，1912年11月，以女子爱国协会会长兼赤十字研究所所长李咏秋、女子师范学校管教员张咏兰等为代表的妇女界上书军府，要求限制娼妓。因办法不太实用，民政厅并未采纳。

三迤总会作为代表全省公议的组织，为此也出面抗议。1913年9月，三迤总会召开临时研究会，商讨取消公娼问题。会长李文治主持会议，通过了呈递都督署的呈文，指出“公娼乃诲淫诲盗之具，伤风败俗之政，不可不反对之”。[31]同时宣布，还将继续开会，欢迎各界自由发表意见，欢迎公开演说，共同研究此问题。1914年年初，昆明联合会绅士张景栻等两次上书民政厅要求取缔集园。与此同时，媒体也一再撰文批评政府设置集园公娼的行为。

[32]因此，面对各界反对之声，当局仍然一意孤行。

政府只顾眼前利益而牺牲风化，绅耆却难以容忍如此败坏社会风气的现象存在，必欲除之而后快。1914年5月，孔教会呈请民政厅长取消集园，呈文痛数集园对昆明社会贻害不浅，并指军府设立孔教会与设集园目的相互矛盾，引发非议：“佥谓钧府热心毅力维持孔教，实因廉耻丧失，道德沦亡，欲力挽颓波，垂范梓里，其必不肯沿流随俗，听此败坏风俗，丧尽廉耻之集园为社会留污点，贻政府受恶名，已为全滇人士所共信，而迫望其必行。夫吾滇当此民穷财尽之时，而淫博侈耗，上行下效，集园尤为厉阶，业已酿成亲夫捉奸杀人，妓女被扼服毒各惨状。徒以狂且浪子阴为护符，巧辩诐辞，横生阻力。”[33]

在孔教会上呈文的同时，三迤总会也趁机再上呈文，施加压力，陈述公娼设立以来的种种弊端，言之惨痛。“然则今日公娼匪直窳我滇人之金钱，已显蹙我滇人之生命。夫以中国数千年之教化所赖以维持不坠者，唯此四维之克张实足以管摄人心风俗，乃观于今日之公娼汗漫靡敝，浸成风俗，两年以来，私娼日多，又已不下一千余户”，必须亟为救正。并提出根治之法，建议军府提倡实业，解决妓女生计问题。

孔教会和三迤总会的呈文发生作用，5月，军都督府行政公署发布208号指令，称：“据该会长等呈请取销集园以重礼教等，据此查省城自从开设集园以来，青年男女习于邪僻荡志溺心，日趋淫靡，遂至礼教沦胥，风俗败坏，殊于社会人心极有妨害，兹据呈请取销前来，足见该绅等维持风化，具有同情，应即准如所请，所有上中两等集园均限至阳历六月底一律取销，一切善后办法，候饬警察厅妥筹，议拟呈候核定，仰即知照。此令。”[34]6月1日，都督唐继尧再以训令敦促警察厅长取消集园，并妥善安置妓女。至此，营业不到三年的集园公娼终于结束。

在传统士绅所从事的各种地方事务中，教育占据重要位置。滇省教育经费，因地方贫瘠，素形拮据，加上频年军事繁兴，固有经费，多被移提，教育发展缓慢。有鉴于此，热心地方事业的绅耆纷纷筹资组建学校。根据1922年教育司司长董泽编辑的《云南教育概况》统计，滇省教育经费，以民国元年、二年较为充足，三年以后逐年减少。教育经费既形支绌，教育自难以扩充。在教育经费相对丰腴的一二年，私立学校不多见，仅成立了云南私立第一中学校一所。该校由李坤、张士麟、刘钟华等人发起创建，针对公立学校教授科目仅传授知识，而“感情日薄，道德日偷，渐酿怠忽嚣张之气”，因此“力矫此弊，应需之知识固亦完全供给，而形势主义与基本学科务求均齐发展，以养成富于推理，强于自治之能力”。[35]该校的设立旨趣体现在课程中，国文一科所占比重较大，入学考试以国文、算术、格致三科为内容。校长刘钟华是清光绪癸卯科举人，会试不第，考送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理化专科，以优等毕业，回北京参加清廷组织的留日学生考试，考列一等，奖翰林。国文教员李坤则为癸卯科进士，受翰林院庶吉士，旧学功底较深。

1915年以后，财政厅克扣教育经费的现象更加严重，“每月经费往往阅二三月之久，尚不能拨领”。[36]甚至拟定中等以上各校及留学费，按原额减为八成，各中等学校必须缩小规模，裁费减班。眼见滇省教育事业危机重重，绅耆纷纷成立私立学校，如钱用中、顾视高等创建正则中学，李华创设私立第二中学，模范小学校长雷用中发起初等男子小学校，陈佐轩创办私立蒙养园，陈文政、王灿、何秉智、缪尔纾、惠我春、彭耀琮等人发起端本女子学校，三迤总会会长黄德润创设成德中学。

[37]

绅耆创立的学校，大都以教授传统学问为主，关怀重心在于维护日益衰颓的旧学。如成德中学在招生广告中就说明办学旨趣，“盖维国性以道德为宗，国文实科学之母，吾国近年所立各校，系取欧化主义，其于物质文明固称进步，而于旧有之精神文明则日形退化，有识者靡不惄焉忧之，现又财政困难，方议减班，人士远来不无向隅。本会因此集议，立一学校，名曰成德中学校，以为收纳学子之余地，并以达注重道德国文之目的”。[38]发起者之一的杨琼更强调：“吾之组织成德中学也，以维持道德、国文二者为目的，而二者之中则尤以道德为重。”[39]从成德中学毕业的学生，可以经巡按使送入各等相当之专门学校。

受旧学熏陶的绅耆，对于传统文化有着特别的关怀，为此，开展一系列活动来维护传统文化于不坠，如征文考献、收集刊刻前贤遗集、纂修方志、建祠立像纪念先贤等。而一些观念趋新的绅耆则通过学会组织调和新旧，发展学术。

民国肇建，物换星移，绅耆往往忧虑旧学衰微，慨叹人心不古，采取一系列行动以维护旧学。唐继尧主政期间，对绅耆的文化活动颇为支持，经常拨款资助，使绅耆开展文事活动得到经费保障。1913年年底唐继尧由黔回滇，对实业、教育、内政等事，整理不遗余力，尤其注意人民生计和维持社会道德。1914年5月，唐继尧发起圣教研究会，联合各教人士在陆军偕行社每星期开研究会，赵藩、倪唯钦与会。此外，唐氏极力整军经武，对于养成军官人才甚为注意，设讲武学校。为了培养道德高尚且遵循法制的军官，又设陆军将校讲习会，凡各旅团营长官，均入会教以道德要旨、法政概要、名将事略等科，连讲三日。聘请由人龙和王灿任法制讲席，由云龙讲演道德要旨和私德与公德相互之关系，秦光玉演述名将事略。

对于绅耆们的文化活动，唐氏向来很慷慨。时任孔教会会长的赵藩向唐继尧提出辑刻云南丛书的请求，唐氏便爽快地拿出钱来赞助绅耆刊刻图书。赵藩自称：“藩自束发授书，稍有知识，其时滇乱孔亟，斯文将坠，先公推命，唯在文献，谓他日不望尔高科膴仕，但得辑学明理，留意吾滇掌故典籍，随时随地蒐访裒集，尽我心力，公之乡人。藩谨服膺不敢忘。以故五十年来，虽戎马薄书，奔走颠沛，此志弗懈也。”早在四川做官时，就打算把自己历年收集的滇中先辈著述近二百种，诗文四十余家，捐奉付梓，“不意桑海变迁，促迫无暇，而己力孱薄，亦难举事”。因忙于国事，无暇顾及，直到1914年“从事孔教国学时，每与当道谈及，慫惥图成，幸承许可，筹款开局”。[40]其实，陈荣昌在前清掌经正书院时亦曾有此想法，因缺乏经费，书院亦复改办，未及实行。此时赵藩的要求得到唐继尧的支持，后者立刻令内务科禁烟项下及前清提举旧欠之款拨银一万元予以资助，于是成立辑刻云南丛书处，附设于云南省图书博物馆内。

依据《辑刻云南丛书处简章》规定，该处设总纂一员，名誉总纂一员，文牍一员，搜辑审查若干员，总经理三员，庶务兼会计干事一员，文牍一员，收发兼记录一员，书记无定员。总纂和名誉总纂负责核定全书体例，甄择种类，主持审查刊刻事宜。如名誉总纂不能常川住处，即由总纂专主办理。编纂审查员则负责编定群书，审定去取。搜辑审查各员负责搜采遗书及审查去取工作。总经理主持一切庶务经费事宜。庶务兼会计员负责主持银钱出入，置备保管一切器具，督率书记工人收储群籍及刊刻印刷等事宜。文牍员主办一切文牍函件，及协同收发员清理储藏群书，书记承各职员之命，分别誊写纂定书稿，缮办文件册籍账目。

唐氏对此事颇为重视，亲自任命秘书长由云龙、滇中道周钟岳、腾越道唐尔镛为总经理，函聘巡署顾问官赵藩为总纂，顾问官孙光庭和李坤、参事席聘臣，秘书顾视高、昆明联合中学校长钱用中、教育科佥事秦光玉和图书馆馆长蒋谷为编纂审查员，后来又增聘了袁嘉谷、张士麟、舒良弼为编纂审查员，基本网罗了当时滇中旧学功底深厚的绅耆。

[41]为此，唐继尧派人送聘书至安宁明夷河。陈荣昌自1913年年初回滇以后，就和老友王玉麟隐居安宁明夷河，不问世事，莳花种草，诗酒自娱，同时内外交往仍很频繁，在安宁集聚起一群隐士，如谢宇俊、简寅钦、朱仲衡等，他们不仅彼此过从甚密，且与城中绅耆时常温酒道故，还与昆明地藏寺和尚莲洲时相往还，切磋诗艺。

[42]媒体担心陈荣昌的进退引起众人从风而效，可见其在滇中士林的影响号召力。

1914年4月，风闻陈荣昌与王玉麟家被强盗抢劫，民政厅长李鸿祥立刻派人赉书问讯，陈荣昌复信辟谣：“然实民讹，无是事也！自去岁三月徙居村舍，已有一年，闾阎安堵，庞犬不惊，前月邻村如八街石庄小有盗贼，寻闻捕获数人，余皆串散，近亦无事。本村则仲瑜及荣昌固未被扰，即乡邻百余户皆托庇安然。唯仲春大雪，菽麦受伤，米价骤长，父老有忧色，贫家小户有愁惨下泣者，固知人和亦赖年丰，雅颂诸诗，多言田事，良有以也。近见平畴菽麦，渐有起色，米价亦稍平，如此后雨阳时若，岁能有秋，盗贼当可衰息。承关怀民事，拟派警队缉捕，择地而行之，或亦不可少者。前辱玉趾亲临，非但蓬荜之光，亦山林中一段佳话，今复以谣言致扰锦怀，遣书用讯，如此高谊，古人所稀。谨肃笺鸣谢，敬颂钧祺。”[43]可见陈荣昌虽然隐居明夷河，却从来没有退出当道的视野。辑刻云南丛书如此大事，自然少不了这位高人的参与。

陈荣昌之前对当道的敦请概不接受，可是对于辑刻丛书一事却颇为热心，接到唐继尧送来的聘书，表示：“荣昌曩年有辑刊滇南丛书之议，惜其事中止。今将博采旁搜，撷精存粹，期成巨帙，蔚为大观。荣昌闻而狂喜，为之起舞，岂以积十余年之虚愿一旦得偿，为之大快哉，亦谓乡先辈苦心著述，无人过问，飘零散落不知凡几矣。今得公注意文献，奋登高一臂以为之招，其事必底于成。虽前修渺不可作，而死者有知，犹当拜赐于九原之下，况生斯世者，睹兹休美而不动色相庆，非人情也。承命任名誉编纂，与樾村先生主持一切，力虽不逮，谊无可辞。”只是“山居日久，野性已成，非敢学元亮之傲，而实有嵇康之懒，城市酬酢既厌其烦，荒村僻处，群稚相从，又不能一日离去。此事诚所愿为，若仆仆往来从事其间，又非山野之人所能及也”。因此特别推荐图书馆馆长蒋谷为分纂，称“其人寡言语而学识优长，条理精密，拟请委以分纂一席，必能得力”。至于刻书事宜，则“樾村先生与荣昌商榷者，或书来，或由蒋谷以书来，凡所与闻，自当竭吾管见，如此则形迹虽隔，声息相通，上既不违公命，下亦可遥参末议，以赞成盛举，而自慰其初心”。[44]蒋谷是陈荣昌主讲经正书院时的学生，被陈推为从游诸生中的祭酒，十分称许，推荐其为分纂，以便居间联系，自己可以不就其位而谋其事。

参与辑刻《云南丛书》的滇中名贤，主要负责书籍的审定工作，鉴别良莠，决定去取。他们各有其他事务，整理图书只是兼任，平时无须常川住处，成立之初未能全力为之。如周钟岳在辑刻云南丛书工作开始不久就赴京觐见，将分配经手书籍草草了结，由云龙、席聘臣等则忙于政事。赵藩虽然对辑刻丛书倾注许多心血，也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对政治失去兴趣，才转而致力于整理图书，之前则精力多用于政治之上。孙光庭也多致力于政事，对整理丛书较少留意。秦光玉、钱用中则忙于教育，无暇顾及。陈荣昌身在安宁，交通不便，较少入省，只能通过蒋谷转达意见。相比之下，李坤、袁嘉谷、何秉智等对辑刻丛书出力最多。1916年3月，李坤因病去世，赵藩痛感辑刻丛书之事失一得力助手，“甚于断臂掏胸痛，丛书堆案何日杀青”[45]。20世纪20年代之前，辑刻丛书工作进行颇慢，护国运动期间，更是基本停顿下来，直到1916年5月，经过近两年时间的整理，才刊刻出第一批，仅二十余种。

经历护国之役，滇省财经紧缺，辑刻云南丛书处经费也所剩无几，丛书处被迫裁撤，所有职员夫马笔墨津贴等费，概行停止，只留校对员一员，刊书事务暂归图书馆办理。到1917年年底，又刊成二十余种。1917年10月，赵藩随唐继尧出征四川，回来后，唐继尧于1918年5月拨款重设丛书处，聘赵藩为图书馆馆长兼丛书处总经理，作为对赵藩随同出征的报答。时隔不久，是年8月，赵藩代表唐继尧到广州护法军政府任总裁代表，把图书馆馆务交给何秉智代理。赵藩一去便是三年，对辑刻丛书工作无法兼顾，虽自称仍然遥领辑刻事宜，毕竟鞭长莫及。1918年年底，由何秉智负责陆续刊出40余种。何秉智清末在京师大学堂肄业，学习博物科，毕业回来后一直在图书馆服务，并投入赵藩门下，成为辑刻云南丛书的得力助手，颇得赵藩欢心。赵藩曾毫不掩饰地对人言：“小泉真乃吾得意门生，积学之士。”[46]

1920年秋间，赵藩从广东回滇，一方面对政事颇为灰心，表示：“不虞武夫争地盘，策士争饭碗，抵触构煽，肝胆分裂，而西南数载之经营，一朝灰灭，祸变且相寻而未已。茫茫来日，蹙蹙四方，天乎人耶，呵壁莫问，左右知我，谓之何哉？无可言出矣！”[47]另一方面则感怆家难，爱妾病逝，女儿早觞，所以闭门扫轨，不复言政事，重捡旧业，整理图书。直到1927年去世为止，亲力亲为，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主要用于整理丛书工作。个中甘苦，赵藩曾向友人述及：“其间最苦者，捡、择、删、润皆须自为，分纂乏人，任劳已难，遑云任怨。即校对小节，亦复愺恅，乌焉亥豕，触目而是。念已担任，诿卸非人，尤乖素心。此所以如盐车驽马，竭蹶上阪不告休，非弋虚誉，非恋餐钱，中夜抚膺而自怜亦自笑者也。蚕作茧而自缚，蠹食字以为甘，倘所谓天生劳人，是耶非耶，唯贤昆仲知我爱我，聊一倾吐，藉作解嘲而已。”[48]在赵藩的努力下，到1922年刻成了152种，共1212卷。他不无欣慰地告诉李根源：“余亦筹费陆续锓木，将来断乎当合得二百余种，差堪自慰，并以告慰左右也。”[49]到1927年去世为止，又有二十余种完成。

赵藩死后，其未尽的事业由袁嘉谷、方树梅、秦光玉等接续。据说赵藩死前曾对门人方树梅和华世尧说：“时局至此，老病不复言矣。数十年抱残守缺，所汲汲者滇中文献耳。近十余年来，编刊虽千余卷，兹一病缠绵廿余日，而丛书二编三编，及诗文丛未订之稿尚多。与吾同抱斯志负斯者，为吾所心折者，陈虚斋耳。万一不起，二子为吾表其意。重托虚斋，尽吾未尽之志，吾死瞑目矣。”[50]对于老友的临终重托，陈荣昌难以拒绝，因此当省政府复聘陈荣昌为图书馆长兼辑刻云南丛书总纂时，概然接受总纂一职，而谢绝馆长之位。但据方树梅说，陈荣昌平时忙于卖文卖字自活，年事又高，所以无暇过问。省政府另聘秦光玉为图书馆长兼总经理，袁嘉谷为编纂审查员。第二阶段主要是整理《滇诗丛录》《滇文丛录》，诗丛实际上由方树梅负责，而文丛则由秦光玉负责。

《云南丛书》是继师范所编《滇系》以后一次大规模的整理古籍文献的活动，保留了大量的云南古代文献。

与辑刻《云南丛书》同时，顾视高、倪维钦发起纂修《昆明县志》，请陈荣昌为总纂，厘定体例。昆明原无志，道光年间，昆明人戴筠帆在京师为官时首纂《昆明县志》，纂成未刻，藏于家中，60年后由其子携回昆明付梓，时在光绪辛丑年。戴志只记到道光年间，顾视高等人鉴于后续70年尚无记载，提议续修昆明县志。顾视高述修志缘起道：“清宣统逊国，邑人士先后旋里，佥以县为首邑，政教风俗无一不与省治相关涉，且七十年来兵戎迭见，人事屡更，纪载缺如，何资考镜，爰谋踵事焉。”[51]之前曾经屡议续修，因无款而作罢。这次前事重提，得到唐继尧的资助，拨款成立昆明志局，延聘协修和采访人员，着手修志。

志局延聘陈荣昌为总纂兼总理，另外倪维钦、王玉麟、顾视高为总理，分纂、协修兼采访多延聘绅耆，如李坤、黄华、蒋谷、钱用中等，黄华、李坤、顾视高、吴琨等任提调兼审核。从民国三年（1914年）成立志局开始修志，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修成刊刻，前后历经二十余年。陈荣昌1935年谢世，初稿尚有未经裁定的部分，由于款绌，修志工作搁置下来。二年后，得到昆明试验县县长董广布的提倡，赓续此事，“爰采众议改组志书局，成立文献委员会，公举顾仰山先生为总纂，推钱平阶诸先生佐之，一一延聘继续从事，一面与仰山先生悉心筹画刊印经费，几经商讨，始由地方款移拨一部，又请准民政厅核拨自治附捐一部以为挹注，复以木刊烦费需时，且梓人难觅，复屡次集会协商，权其缓急，改用铅印，期其速成，以餍邦人士先睹为快之心”。[52]

修志工作费时数十载，顾视高慨叹修志不易：“徒以地方向无志局，官府又乏志科，慨自辛亥改革，县署迁徙，六曹陈牍以无人接管，胥归灭裂，一事也！传闻异致而案册无征，一人也！好恶殊词而状难据，以致一地一物亦往往著录多歧，而图籍散佚，缀零辑碎，猎隐搜新，钩稽屡穷岁月，淹滞拮据，积十余寒暑，群知不可复得，始分别具稿。既经审定，随付剞劂，凡为卷八，为目四十有九，中间以经费支绌未刊之定本尚悬其半，而投稿较迟，未及审定者四目，已审定又阙佚篇幅者一目，阙小序者一目。”[53]如此看来，《昆明县志》的修成，绅耆颇费心力。董广布认为，县志“纪山川形势，考政教沿革，明方物之变，敦风化之源，景先哲之良规，足以立懦而兴廉，不唯观事知俗，可资行政之借镜，而阐明固有道德，增进地方文化，抑亦司风化者之所有事也。唯是社会进化日异月新，人事历程靡有终极，当兹科学昌明，轮轨交通，航空万里，瞬息可能，文化之灌输，风气之丕变，政教之推移，今昔大殊其趣，如何适应现境，如何继往开来，责任在后之来者。所冀邦人君子，征信考录，发扬而光大之，则是编之成，信不徒然也”。[54]此说不仅道出了绅耆修志的旨趣，还表达了他们在新旧文化兴替进程中努力调适的取向。

此外，一些学术文化类的学会也由绅耆主持。

1916年8月，护国战争结束不久，掌管全滇教育的教育科科长钱用中发起成立学术批评会，拟“综合古今中外各专门学术，治为一炉，召集同人随时研究，随时试验”。呈请唐继尧拨款资助。钱用中向以思想趋新的形象示人，1917年刚从北大毕业回来的龚自知对其印象是，“钱是一个喜欢新书、新报，比较开明的旧知识分子”。[55]所以，钱用中提倡的学会并不偏重旧学，而是新旧兼及。这也大体反映滇中绅耆的处世态度及举止，只是新旧的程度各有不同而已。

此时大局初定，唐继尧正欲偃武修文。他一直比较支持绅耆的学术文化事业，此次对学术批评会的设立也极表赞成，答应拨款资助，以财政厅应支教育经费项下按年酌拨，按月支付。除了资金的支持，唐继尧对于各项职员的人选也特别重视，经官厅斟酌再四后，亲自评定各职员。

学术批评会正式定名为学术批评处，所采取的组织形式，与1913年孔教会下设的国学社相似，定期举行演讲，然后布置试卷，拟定题目，学员可以回去写作，次日早上七点交卷。再由学术批评处评定高低，酌给奖资，并将优胜者的试卷按月汇册，编为月刊发售。学术批评处设正副总裁各一员，批评员四员，经理员一员，编辑员二员，校对兼文牍二员，庶务兼会计一员。根据所拟章程规定，招收学员的资格为：中等以上学校毕业生或未毕业之三四年级优秀学生，各界学有根底、诚心研究学问学术者。即只要有心研究者都可参加，但该处属于社会教育，所以在校学生被排除在外。所研究的范围颇广，包括“精神文明之文科诸学暨属于物质文明之理科诸学”。

[56]正副总裁负责评定试卷及编辑月刊稿件，经理员负责经理学术批评处内外一切事务，批评员充当该处所组织的每次讲演的讲演员和试卷评定员。各职员中，只有袁丕钧（伯举）是新进少年。

学术批评处于1916年11月正式开始演讲，参加人数颇为踊跃，报纸称：“本省学术批评处昨经成立，其初由各机关送往及自行报名之学员约在百余人，本月五日开始演讲试验，十二日续行演讲试验，并经先后揭榜奖励，其任讲各员演讲又极明了，兹闻近日前往报名及请各机关送往者络绎不绝，大有争先恐后之势云。”[57]由于应试之人极为踊跃，又多为官厅公务人员或学校职教员，而该处规定的应试作文时间为星期天参加听课，星期一上午七时交卷，诸学员“往往夜以继日，达旦不寐，竭全力为之，遂至用脑过度，疲乏特甚，至次早应行办公及应行任教之时间，或竟行迟延不到，即到矣，亦以精力不支，未能尽职”，影响正常工作。省行政公署睹此弊端，饬令该处对应试时间进行整改。学术批评处遂将时间作了调整，改为星期日当天下午八时以前交卷。由此可见学术批评处的影响。

[1]绅耆特指聚集于云南省垣昆明的一群上层绅士，他们的功名一般都比较高，地位显赫，时人也往往称其为“耆硕”“宿儒”“耆老”等。

[2]《民主党开成立大会李实生演说词》，《共和滇报》1913年1月14日“滇事一览”，第3页。

[3]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第35页。

[4]《孙光庭除名后之不平鸣》，《申报》1913年11月19日第6版。

[5]《国会议员取销后之声明者》，《申报》1913年11月17日第2版。

[6]《国民党追缴议员证记闻》，《申报》1913年11月11日第3版。

[7]《孙光庭除名后之不平鸣》，《申报》1913年11月19日第6版。

[8]乐观：《政见商榷会纪盛》，《共和滇报》1913年1月25日“滇事一览”，第3页。

[9]乐观：《政见商榷会纪盛（续）》，《共和滇报》1913年1月27日“滇事一览”，第3页。

[10]《顾视高不得为参议员》，《滇南公报》1912年3月12日“滇省新闻”，第3页。

[11]《本馆特电》，《滇南公报》1912年3月29日“本馆特电”，第2页。

[12]《滇省续举参议员》，《华南新报》1912年5月9日“本省要事”，第3页。

[13]《三十六议员尽是糊涂虫》，《滇南公报》1912年3月29日，“滇省新闻”，第3页。

[14]《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第四条第一二三款之解释案》，载《参议院决案汇编》乙部一册·法制案。转引自耿云志等：《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第257页。

[15]耿云志等：《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第256页。

[16]《李南彬辞会长书》，《天南新报》1912年11月27日“杂俎”，第2页。

[17]《云南国民大会纪事》，《申报》1912年7月5日第6版。

[18]《激楚社开办风闻》，《滇南公报》1912年6月17日“本省要闻”，第3页。

[19]《激楚社改良戏曲》，《滇南公报》1912年6月21日“本省要闻”，第3页。

[20]《激楚社开幕纪盛》，《滇南公报》1912年7月24日“本省要闻”，第3页。

[21]《谢社长之演说》，《滇南公报》1912年8月17日“本省要闻”，第3页。

[22]《三迤总会成立记》，《滇南公报》1912年7月12日“本省要闻”，第3页。

[23]《欢迎本报编辑黄玉田先生》，《滇声报》1914年6月23日“时评”，第4页。

[24]《东川矿业公司之不幸》，《共和滇报》1915年9月21日“本省新闻”，第3页。

[25]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68页。

[26]《云南储金之发轫》，《申报》1915年7月4日第6版。

[27]《救国储金大会》，《滇声报》1915年6月16日“本省新闻”，第3页。

[28]《李民政长对于国学社之苦心擘画》，《共和滇报》1914年4月17日“滇事要闻”，第3页。

[29]《国学社考试忙》，《共和滇报》1914年4月10日“云南学界要闻”，第3页。

[30]万揆一：《民国时代昆明娼妓史料探考》，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昆明市盘龙区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9，第130页。

[31]同上，第140页。

[32]《三迤总会续呈取消集园文》，《共和滇报》1914年6月20日“来稿照登”，第2页。

[33]《孔教会呈都督兼民政长取消集园公娼文》，《共和滇报》1914年5月28日“选文代论”，第2页。

[34]《三迤总会续呈取消集园文》，《共和滇报》1914年6月20日“来稿照登”，第2页。

[35]《云南私立第一中学校简章》，《滇南公报》1912年7月10日第3页。

[36]云南省教育司编译处编：《云南教育概况》，云南教育司编辑处，1923，第55页。

[37]谢彬：《云南游记》（第8版），中华书局，1938，第94页。

[38]《三迤总会议立成德中学校招生广告》，《滇声报》1915年3月23日“广告”，第3页。

[39]《杨迥楼先生劝学生文》，《共和滇报》1915年11月26日“来件”，第4页。

[40]《致竹村书》，《赵藩遗稿》，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217页。

[41]《云南丛书名誉总纂》，《共和滇报》1914年8月25日“滇事要闻”，第3页。

[42]蜡僧：《时评》，《共和滇报》1914年2月20日第3页。

[43]《陈小圃先生为谣传被劫事复民政厅长事》，《共和滇报》1914年4月14日“云南政界要闻”，第3页。

[44]《陈小圃君复唐巡按使函》，《共和滇报》1914年8月31日“滇事要闻”，第3页。

[45]《补志追悼李厚庵先生挽联》，《义声报》1916年5月1日，第2页。

[46]张谅：《记赵藩的得意门生——何小泉》，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昆明市五华区委员会编《五华文史资料》第2辑，1989，第111页。

[47]《致李雪生书》《赵藩遗稿》，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220页。

[48]《致王竹村书》，《赵藩遗稿》，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217页。

[49]《致李雪生书》，《赵藩遗稿》，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220页。

[50]方树梅：《臞仙年录》，《云南文史丛刊》1993年第3期，第96页。

[51]顾视高：《续修昆明县志序》，载倪维钦等修，陈荣昌、顾视高等纂《续修昆明县志》，1943，铅印本，第1页。

[52]董广布：《续修昆明县志序》，载倪维钦等修，陈荣昌、顾视高等纂《续修昆明县志》，第4页。

[53]顾视高：《续修昆明县志序》，载倪维钦等修，陈荣昌、顾视高等纂《续修昆明县志》，第2页。

[54]董广布：《昆明县志序》，载倪维钦等修，陈荣昌、顾视高等纂《续修昆明县志》，第5页。

[55]龚自知：《五四运动在云南报刊的反应和对文体的影响》，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985，第175页。

[56]《学术批评处之真像》，《义声报》1916年11月17日“本省之声”，第3页。

[57]《教员逐渐增多》，《共和滇报》1916年11月27日“本省新闻”，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