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嘛教与蒙古族的关系之喇嘛教在元朝空前兴盛

喇嘛教与蒙古族的关系之喇嘛教在元朝空前兴盛

喇嘛教与蒙古可汗产生关系，最早开始于十三世纪初叶。公元1207年，成吉思汗进攻西夏时，便想进而跃兵青藏，征服高原，实现“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借以图金，必得志焉的方略。他曾致信西藏萨迦派首领、萨迦寺大喇咪贡嘎宁博，邀请他光临草原。这位大喇嘛在离藏赴蒙古途中，死在了兰州。当时，这位大汗只是出于政治目的，并非为了信仰它。

到了十三世纪四十年代，吐蕃地区归附蒙古政权，喇嘛教僧侣在这件事业中起过重要作用。公元1238至1240年，驻军河西走廊东端的窝阔台次子阔端，从凉州派兵入藏，直抵止贡，并再次致信萨迦寺，召请喇嘛。萨迦寺主萨班亲赴凉州，从此建立起西藏地方政府的萨迦统治集团和元代王室的政治关系，并从而结束了自吐蕃王朝崩溃后三百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使西藏进入祖国版图，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积极的影响。从此，蒙古王室成为西藏各派僧侣仰望的强大靠山。萨班赴凉州之前，派其侄八思巴（洛卓坚赞）等先行，为争取该款氏家族为中心的萨迦集团在西藏的优越地位作了种种准备。1247年萨班以萨迦寺主并代表西藏各地僧俗势力的身分，在凉州会见阔端，取得该派在西藏的统治地位。于是，萨班遵照这位宗王的旨意，书面公布西藏各地，明确宣告了该派所处的政治地位和此行目的是完全为了操藏语之人的福利。在萨班号召下，吐蕃地区的僧俗首领都表示服从蒙古政权。

萨班于1251年病死。1252年忽必烈奉宪宗蒙哥之命征云南大理，途经吐蕾地区，召见喇嘛教首领。八思巴应召，1253年入见忽必列，“日见亲礼”。忽必烈即帝位后，“尊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并命这位蕃僧“国师“，“制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仅千余，其母凡四十有一……”。到至元六年（1269）颁行，“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这位国师也升号“大宝法王，更赐玉印”。至元十一年（1274）八思巴自大都返西藏，忽必烈派太子真金护送。自该僧以后，萨迦派历代首领，从其弟亦邻真起，均被尊为国师或帝师。许多喇嘛教上层人士相继被封官拜爵，“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确是较之晋宋梁陈之尊佛，“帝师之盛，龙不可与古昔同语”的。喇嘛教可谓空前地风云际会了。

蒙古帝王对喇嘛教之所以特别尊重，其原因大致有两方面：一是社会原因。啊嘛教的理论和仪式与蒙古族厚来信奉的珊满教有许多相似之处。一是政治原因。吐蕃地区政教合一，喇嘛教势力很大，“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他们意识到宗教对人民的麻醉欺骗作用最大，对统治很有好处。元代已有人说：“世祖皇帝以神武统一区宇，治功底定，期与休息，因民俗响善求福，成归佛氏”“尊尚其教而敬礼之，日盛月益，大抵为社稷生灵计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对于八思巴加号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皇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示帝师”。以后“至治间（1321——1328）特诏郡县建庙通祀。泰定元年（1234）又以绘像十一颁各行省为之塑像”。对于吐蕃地区利用喇嘛教进行统治，“郡县其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将佛教事务与吐著地区的管理合于一个机构，看起来未免不伦不类自古所无，实际上正好反映了元朝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宗教“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蒙古贵族得喇账教俾有利于封建统治，喇嘛教依靠蒙古贵族得到空前的发展，其僧侣“号司徒、司空、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当时已有人说：佛教“莫盛于今日”了。

随着喇嘛教的空前兴盛和僧侣的享受特权，也产生了喇嘛教僧侣的加速堕落腐朽，茹荤饮酒，玩弄妇女，收受贿赂。敛钱聚财，侍权怙恶，无所不为。据《元史·释老传》载，西僧龚柯等与王妃争道，“拉妃堕车殴之”。至于平头老百姓受其凌辱捶扑者更是司空见惯了。不仅如此，法律上还赋予特权，“凡民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忽必烈时江淮释教总统杨连真伽的胡作非为可算一个代表。仅据官方记载，有人命四条，贮钞十余万锭，受人献美女宝玉无算，霸占田地二万三千亩，私庇平民为佃户者一万三千户，“他所藏匿未露者未计也”。他为了搜刮财物，公然发掘南宋历代皇帝及其大臣在钱塘、绍兴的陵墓等等。这些披着袈裟的贵族在剥削压榨人民方面，比起世俗的贵族，决没有一丝一毫的逊色之处，而且还多了一圈被绕上的“慈善为本”的佛光，借以麻醉无知愚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