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墓志铭是研究历史人物及其家族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十分重要。我省考古发掘出土的黄朴和黄昇的两方墓志铭,不仅对研究父女二人的个人经历、家庭生活有直接作用,而且对研究他们所生活的家庭乃至家族的传衍与生活......
摘要:墓志铭是研究历史人物及其家族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十分重要。我省考古发掘出土的黄朴和黄昇的两方墓志铭,不仅对研究父女二人的个人经历、家庭生活有直接作用,而且对研究他们所生活的家庭乃至家族的传衍与生活状况、社交情况都有重要价值,其所反映的时代风尚与士人生活方式对现代人们也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关键词:黄朴黄昇墓志铭解读
状元黄朴和他的女儿黄昇两方墓志铭先后在福州地区出土,这一发现为人们提供了南宋时期黄氏大家族与赵宋在福州皇族的许多人文信息,同时也为当时福州社会生活及经济生产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
黄朴墓志铭
黄朴(1192~1245)是南宋时的福州状元,出身官宦人家、书香门第,“黄朴墓志铭”对此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黄朴墓志铭全称《皇宋朝请郎主管崇禧观黄公墓志》,墓文由黄朴的内(母)弟、时任潭州军通判的潘牥撰文并书写,他的亲家翁、直徽猷阁赵师恕为之篆额。墓志载黄朴一族乃“世福州闽县人”,叙其家族世系稍详,曾祖黄钧、祖父黄行知、父亲黄振龙。自黄振龙起始有功名,为乡贡进士,还因黄朴的身份受赠朝奉郎衔;又因黄朴曾是朱熹弟子黄榦的学生,故而请得闽学大师黄榦、真德秀分别为黄振龙撰写行状与铭文,详细记述黄家的族系与先德。
黄朴墓志铭从记述他入太学、中进士第一人开始,历叙他的任官经历:节度判官、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兼崇政殿说书、著作郎、权考功郎、知泉州、广东运判、兵部郎官、知漳州,直至主管崇禧观。终因目疾加剧,卒于正寝。潘牥在墓志文中称:黄朴之子一清,奉母命而求潘牥作圹志,牥夙闻黄朴立朝为官的大体情况。他谦称因为黄朴“生平文行中外声绩,有当世立言君子在,牥何敢措辞?”所以声明志文只叙其“立朝梗概”:甲午年(端平元年,1234)首论平原受地之非;预言刘裕入关之失;轮对时主张“闭关息民”;集议中建议“处降备塞”;又通过进故事、讲《论语》提出谏议。曾因边事几乎遭罪贬,故屡召屡寝,一晃十年,皇帝久后乃知非其过,作者亦深深为之叹息兴悲。
黄朴有两子二女,一子早亡,一子黄一清,看来读书未有出息,只靠黄朴余荫补官。而其两个女儿却都有特色,分别嫁得金龟婿,都有官职显荣,但他们都很不幸,寿命不永。
黄朴长女名至规,号淡轩,嫁给某尚书李珏之子,人称李夫人,早年即守寡;受家族文化熏陶,能文章,善抚琴,尤其擅长画兰花。他曾为御史郎中孙恭甫作《九畹图》,取屈原“予滋兰之九畹”的诗意,有自况高洁心怀之意。并且作自序称:“予家双井公,以兰比君子。予父东野翁甚爱之,予亦爱之。每女红之暇,尝写其真,黄至规父女都喜欢兰花,但不以此示人求赏。御史郎中孙恭甫闻知黄至规擅画兰花,便向她请征画作。至规谦逊,便作“点汗亦何恶,但觉难为辞”之诗回答请求者。
黄昇墓碑
黄朴的二女儿黄昇,本无史志载其生平行状,只有1975年出土的《宋故黄氏墓铭》记载其生平经历稍详,世人也由此得窥其家庭生活的许多细节。“墓铭”载“黄氏字昇,第五十二”,可见黄氏家族丁口兴旺,黄昇在同辈人中排行达第52位。由于她出生在黄朴高中状元之前三年(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黄朴夫妇认为她的降生为自己带来了吉兆,所以对她特别钟爱。可惜黄昇命薄,出生不久,其“母洪氏先亡”。年幼失恃,自然是伤心之事,故而由“祖母潘夫人”,亲自鞠育抚字,自是爱如掌上明珠,由于“夫人知书,《通鉴》成诵,又喜宾客,故孙女闲于祖母之训”。潘夫人实亦名门之后,因为为黄昇墓志盖及墓铭篆额的潘牥乃探花出身,也是一名宦。他与潘夫人为同族姐弟辈,同出于诗礼之家,所以潘夫人也是知书达礼之人,对“通鉴”能“成诵”,可知其文史修养必深,对她所钟爱且怜惜的孙女黄昇,自然关爱有加。黄昇受教良多,获益甚深,这就是“墓铭”所称“闲(娴)于祖母之训”的含意。有此书香熏陶与闺门训诫,无怪乎黄昇长大成熟之后,“婉婉有仪,柔淑之声,闻于里闾市井”,求婚者自然视为佳偶。
为黄昇作“墓铭”者乃黄昇之夫赵与骏的祖父赵师恕,亦即黄昇的祖翁。赵师恕(生卒年不详)字季仁,“怀安县八座乡观风里人”,是理学家黄榦的学生,黄榦曾称赵“宦不达而忘其贫,今不合而志于古”。他是赵匡胤的第九世孙,嘉定八年(1215)任浙江余杭县令,绍定五年(1232)任江西袁州知州,政声颇佳。端平二年(1235)迁广西经略安抚使,有政绩。嘉熙元年(1237)改帅湖南。淳祐初(1241),以朝请大夫、知徽猷阁身份,任南外宗正司知事,主管宋朝宗室之外居泉州诸多宗子的属籍、教育、赏罚等事宜。淳祐三年(1243)辞官归里。黄朴曾在端平年间(1234~1236)任泉州知州兼市舶提举司提举,与赵师恕先后都在泉州任官,两人交谊甚深,所以赵师恕在“墓铭”中追怀说:自己与黄朴“旧同学于勉斋先生门,又夙慕(黄昇)乃祖乃父长者贤名,为季孙择妇,宜莫如史君(按指黄朴)女。史君重朋友之谊,一言而许。”赵氏代长孙向黄朴求婚其女,黄朴当即应允了。
赵师恕深爱他的小孙赵与骏,如他所说,“余季孙赵与骏,少失怙,余抱而鞠之,甚于子焉。”因为与骏少年丧父,自己有丧子之痛,所以移爱于幼孙,超过对待自己的儿子。正由于此,当他幼孙成年以后,立即为之择偶,而且看上自己同窗老友同样的掌上明珠女儿黄昇。“一言而许”之后,于淳祐二年壬寅(1242),黄昇由其父黄朴主持出嫁婚礼,于归赵氏。黄昇进入赵家门后,恪守祖母训诫与妇人守则,无违于法度,确乎表现出大家闺秀的淑女风范。可惜寿命不永,于淳祐三年(1243)逝世,享年17岁。其夫赵与骏史志无传,无科名,以宗子荫补将仕郎衔,据载淳祐间知连江县,后转任连城县尉,至淳祐九年(1249)去世,享年27岁,年长黄昇4岁,同样不寿。
黄昇墓志铭
令人感到惊异的是,赵师恕竟然在为孙儿媳妇的“墓铭”中,不仅详细谈及自己选择孙媳的经过,而且谈及致仕后回归林下的生活,表达自己对孙媳夭殇之哀痛。人们据此得以了解当时富贵人家的闲暇生活。赵师恕回忆说:“越明年,余自泉返里。”表明他自泉州任上退休致仕是在黄昇出嫁的第二年。他叙述当时休致的心情称:“以二孙皆授室,宾祭之政,得所相矣。”认为两孙都已娶妻成家,自己也刚退休,家中接待宾客、祭祀先人的事务有了相助的人手,因而倍感欣慰。他回忆自己规划归休山林的惬意生活:“便当弃置家事,命伯子撰杖屦,从长沮、荷蓧辈,结偶于漆桥之间。一卮山酒,曳屣而歌,可以佚余年矣,故喜见于色。”这里赵师恕老人难掩自己的愉快心情与喜悦神色:从此放下家务事,里里外外由儿孙以及他们的媳妇去料理,自己则授命长子准备拐杖与麻鞋(便鞋),开始与一般农民为伍作伴,悠游于乡村山水之间。据福建博物院丁清华副研究员考证,“漆桥”即今福州北郊新店赤桥。果然,我们也在今福州北郊森林公园内找到赵师恕与朋友们游乐后留下的一段石刻:“岩溪翁赵师恕,邀清溪郑性之、中山李遇、三溪林元晋同游。时淳祐丁未初秋上浣。”淳祐丁未(1247),其时离赵师恕退休和黄昇谢世不过4年。赵师恕自称“岩溪翁”,可知他退休仍住故居岩溪之畔。所偕友朋乃朱熹弟子、出身状元、曾任宰执的郑性之,同游时已致仕9年、76岁;李遇,字用之,长乐三溪乡人,嘉定七年(1214)进士,官御史秘书监;林元晋,字德父,长乐县人,绍定五年(1232)进士,淳祐二年(1242)为庆元知府兼沿海制置使陈垲幕僚。四人皆有功名或宦迹,同游时年龄应相去不远。
赵师恕在郊外常与朋友们一起,放浪形骸,以山酒村醪为饮,称觞买醉,曳杖拖屣,啸吟狂歌,其乐融融。他喜不自胜,满以为如此佚乐,可以安度余年了。然而乐极生悲,喜极生哀,孰料黄昇于归赵家“朞月而亡”。赵氏未讲她的死因,但这对老先生无疑是个意外的沉重打击,“岂谓昨日之喜变为今日之伤耶!”的确,新妇入门期月而亡,赵老由“喜见于色”翻然而为“今日之伤”,人生祸福难料一至于此,痛何如哉!赵师恕接着动情地写道:“儿年方十七,笄而事人,愿与夫共甘苦,同生死。岂谓千里之程,方出门行,未一日而止耶!余非特为尔伤也,抑伤吾孙薄祐而失此如宾之俪也。”他为黄昇以十七岁芳龄夭殇而哀戚,认为人生千里之路才迈出门即戛然而止,实在令人痛心;同时也为自己的小孙子福薄不受天祐,顿失佳偶而忧伤。老人哀痛之情难以言表,却都落笔在墓铭之中。黄昇卒于淳祐三年(1243)秋七月,葬于十一月,墓在“浮仓山之阴”,即今福州第七中学校园内。
黄昇墓出土的紫褐色罗印金彩绘花边单衣
黄昇墓出土的褐色罗印花褶裥裙
1975年10月,福州七中在修建操场挖土时发现该墓,考古发掘的结果有惊人的发现,出土了436件器物,其中仅服饰与丝织品多达354件(服饰201件,织物及面料153件),绝大多数保存较好。随葬的服饰和丝织品包括古代绫、罗、绸、缎、纱、绢、绮等等,不但精美绝伦,而且数量繁多,品位极高,充分表明当时福建和福州地区高超的丝绸织造技术。以如此丰厚的随葬品为年轻少妇黄昇陪葬,除了表达赵家人的悲痛心情与爱媳情感之外,还向人们透露了一些与赵、黄两姓家庭背景的相关信息;赵师恕是皇亲宗族,而且任宗正司知事,主管在泉州聚居的皇族,可谓位高权重。黄昇众多的随葬品中,有两匹丝织料子的两端均有墨书题记,其一为“宗正纺染金丝绢官记”。表明这些随葬丝织品的来历,或是作为知宗正司的赵师恕所拥有的,或是作为泉州市舶司提举的黄朴所拥有的,考虑到其时赵师恕刚从知宗正司任上退休归里,“宗正官记”的丝织品归他家所有更有可能,出于痛惜孙媳亡故而罄其所有地将任职所得来的珍贵丝织品作为陪葬品,也在情理之中。黄朴身兼泉州市舶司提举,掌管海外贸易大权,对于可能用于出口的各种高级丝织品,拥有很大的支配权。如果这些数量众多的丝织品又是黄昇生前所拥有或喜爱的话,赵黄两家对早殇的这位少妇自然都会予以满足的。正由于此,所以人们有机会在时过700多年之后,目睹如此众多精致华美的丝织物,开了眼界,也证实了当时繁盛的对外贸易中丝织品的产量、出口量与织造水平。
作
者
卢美松,福建省福州市人,著名文史学家。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曾任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编审,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现为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大学福建校友会会长,闽都文化研究会评审委员会首席顾问。长期从事福建地方志编修、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以及地方历史名人著述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已出版《福建文史丛书》及其他著作96种。福州市晋安区地方文化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