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京文苑之缅怀先父马衡（四）

（接上文）

学术成就与贡献

父亲逝世后，他的遗著和手稿，经中华书局整理，1965年成书，名为《凡将斋金石丛稿》（书斋取名“凡将”，系根据宋代赵明诚著《金石录》中之《凡将篇》一文。专事研究文字之学，古称小学，因以取为书斋名）。由于……的干扰，直到1977年才出版问世。

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为该书写了序言，对先父的学术成就，以及他对我国考古事业的贡献，都给予很高的评价。

他在序言一开始写道：“马衡先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而又锐意采用科学方法，使中国金石博古之学趋于近代化。他在这一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首先肯定了他对于中国旧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过渡，起了承先启后的推动作用。

中国自宋代起始有专攻金石学的学者，欧阳修的《集古录》为金石有专书之始。嗣后，赵明诚著《金石录》一书，为研究古代金石学者所必读，由是金石学一科成为专门之学。

然而旧金石学研究的内容，只限于器物的分类定名，和文字的考释疏证。其研究的方法也是孤立的、支离破碎的、形而上学的。一干多年来，这种状况并无多大进展。

到了近代，古物出土之种类日益增多，除金石之外，殷墟甲骨、燕齐陶器、齐鲁封泥、西域简牍等也纷纷出土，皆前人著录所未及，扩大了金石学研究的范围，学者们竞相研究，使金石学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此基础上，父亲写出《中国金石学概要》一书，系统论述了这门学科的定义，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以及它和史学的关系等。这部著作可以看作是对旧金石学一千多年来的系统总结。

在研究方法上，他突破了旧金石学的传统方法，不满足于在书斋里对古物、拓片进行研究，重视野外实地勘察，主张“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划发掘”，以打开“更精确、更复杂的地下二十四史”。（见马衡《考古与迷信》。）

他亲自参加实地调查和发掘工作。1923、1924年，先后到河南新郑、孟津的铜器出土地和洛阳汉魏石经出土地太学遗址作现场调查，并作记录；1928年参加貔子窝的发掘工作；1930年，又主持了燕下都的考古发掘。这些工作和方法，对于突破金石学的藩篱，使之向近代考古学过渡，有着一定的推动功绩。

而《中国金石学概要》这部著作，在这个过渡过程中，实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它是1924年以前，父亲在北京大学讲授金石学的讲义。虽经收入《丛稿》，然其中第二、六、七、八等章缺佚，50年代初，齐澍平（齐澍平：30年代初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解放后任职中央农林部）先生曾一再建议父亲，希望他重新写出缺佚部分的纲要，由彼等后学整理完成，俾研究金石考古之学的基础知识，得以完整地留传后代。惜因父亲年老疾病，未竟其功，不胜令人惋惜。

父亲用功最深、成就最突出的是对汉魏石经的研究。石经者，即以代表儒家学说的经书刻于石碑，称为石经。诗、书、礼、易、春秋，称五经；合公羊传为六经；加论语称七经。经书乃儒家学说之源，亦为历代封建统治的工具，故历代统治者多宗经尊孔。

自汉以来设太学，立五经博土，考试以经义取士。然而经籍辗转传写，文字常错讹相沿，弊端百出，贻误后学。故灵帝时，将经书刻石立于当时最高学府太学门外，以为经籍之标准本，使学者有所取正。

汉魏石经是经书最早的官定本，所以它对研究经学史和版本史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文字、书法、书籍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父亲用了三十余年的精力，写成《汉石经集存》一书(195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和论文多篇，其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父亲对于我国铜器断代的研究，也有开创之功。中国古代用金属作器始于何时？这一问题在当时史学界尚无定论。求之于古代史及传记，其中有关中国文化史的记载，多主冶金之术起于虞夏之世，且言之凿凿，不似虚造。

父亲在1927年所著《中国之铜器时代》（系1927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之讲演稿）一文中，以有力的论据，澄清了前人的种种误说，进一步以铜器上的文字和出土地点，及其制作工艺的精美等，论证中国始入铜器时代当在商初，完全入于铜器时代，必属商、周二代，历时约1500年：秦汉以后，铜器渐微，而铁器代兴矣。他廓清前人误断，进而以有力的论证阐明商周为我国铜器时代的功绩，不可泯灭。

父来对于石鼓文的研究，也做出令人瞩目的贡献。故官收藏的十枚石鼓，系唐代出土，在陕西凤翔被发现，经五代之乱失散。宋时移至汴梁，金人攻破汴梁后，又将它移至燕京（今北京)，放置于国子监。

对于其刻石之年代和国别，自唐以来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有说周宣王时所刻；有认为周文王之鼓，周宣王时刻辞；也有认为周成王时所制。

父亲著《石鼓为秦刻石考》一文，以具有说服力的论据，力驳众议，论证石鼓为东周秦国之刻石。指出石鼓为吾国石刻中之最古者，称“刻石”或“碣”；而唐宋以来，多以其形状称之曰“石鼓”，“名之不正也久矣”。《石鼓为秦刻石考》一文问世，特为之正其名曰“秦刻石”。

1930年，西湖博览会征集北平的历史文物，父亲藉机欲为石鼓正名，拍摄十张石鼓照片，由故官印刷所采用凹版印刷，附以最新拓本于后，并再次印发旧作《石鼓为秦刻石考》一文。经此宣传，引起众多的人对石鼓发生了兴趣，纷纷函索照片。

据长兄太龙云：早在20年代，该文问世，一时震动国际学术界。1927年父亲曾应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之邀前往讲学；美国学术界亦相继邀请，惟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

关于历代度量衡制度，也是父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度量衡之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几乎无时无地无事无人不与之发生关系。”（引自《丛稿》中《历代度量衡之制》一文，下同）然而度量衡之制也和一切事物一样，有其自身演进变化之规律。

按历史发展规律，往往今制大于古制，例如，“古人称人曰丈夫，今未见长一丈之人也。汉书《食货志》言，人日食五升，今未见食五升之人也。左传，颜高之弓六钧，三十斤为一钧，六钧则一百八十斤，今未见能揽百八十斤之弓者也。

吾人读史，遇此情况，必然疑窦丛生，每感今不如古。其实问题在于度量衡制度古今有所差异也。故研究历史，不可不知历代度量衡之差异率，方不致被其所惑，惟有弄清楚历代度量衡之差异，才能对历史上的社会经济现象有深刻认识，从而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故而父亲致力于历代度量衡制度之研究，不遗余力，尝自称“耿耿此心，固未尝一日忘也”。他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是研究古尺的依据。内容详载于《历代度量衡之制》、《隋书律历志十五等尺》、《新嘉量考释》三文（已收入《丛稿》）。

30年代，他的老师，美国人福开森先生将它们译成英文，发行于海外。福开森先生早年任教于上海南洋大学，是位中国通，精通汉学，说一口流利普通话，早年即定居中国，抗战时期终老于北京。

父亲对于书籍制度的研究，也曾下过一番功夫。因书籍为介绍文化之工具，其制度变迁之历史，自应有研究之价值。《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一文，是他在1926年写的，系统阐述了我国书籍材质的演进和装帧形式的变化，为我国书籍形制的研究，提供了可信的资料。

父亲毕生研究金石文字之学，篆刻只是他的业余爱好。早年虽曾窥见他所治零星印章，却未能领略其艺术成就，近蒙故官朱家溍先生惠赠《凡将斋印存》一书，系故宫叶其峰先生等，将先父捐献给故宫的印章、印稿等集中编辑出版了这本印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当我仔细阅览了全本众多作品后，不禁叹为观止。我对篆刻虽属门外汉，但看到这些艺术珍品，也会感受到其中的美。叶其峰先生在该书后记中赞谓：“本书所收众多的、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篆刻作品，足以说明先生是名副其实的篆刻家。”诚非虚誉。

忆昔日家兄太龙所谈轶事两则，今录之于后，或可窥见父亲从事治印的精神与原则。

一次，张继先生对父亲谈起章大炎先生评价父亲的篆刻，系“海内独步，堪称大师”。父亲谦逊地说：“不见得吧，吴君硕的篆刻就在我以上。”

张继先生说：“不然，章老不是指刀法技艺，是指印文，指篆文之正确无误，字字有来历，绝无虚不可知者；同时，也指书体多样，篆法华美，亦为他人不可比拟。”

正如叶其峰先生在《印存》后记中所云：“从这本印谱中，我们可以看到甲骨文、金文、古玺文、古匋文、西汉印文、新莽印文、东汉印文、缪篆、唐宋印文、元八思巴字等，都属先生入印范围。……与某些篆刻家所刻印章之单一体态，形成鲜明对照。”此足以见其书体之丰富多姿。

同时，他对于篆法的美感尤为重视，在《谈刻印》一文中指出：“一印之中，少或二三字，多或十余字，字体之抉择，行款之分配，章法之布置，在未写出以前，先得成竹于胸中，然后落墨奏刀，乃不失为理想中之印。”（见《丛稿》一书。下同）

他认为，“印章首重篆文，次重刀法”。“盖刀法者，所以传其所书之文，使其神采不失。”若不能写好篆文，徒逞刀法，“恃其运斤之力，以攻方寸之石，剑拔弩张，狰狞可怖，毫无美感可言。”于此可见，父亲深谙篆与刻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才能创造出古朴典雅、庄重稳健的艺术作品，是乃关键所在。

另一则秩事，家兄太龙少年时随父学习楷书，成绩颇著，书法酷似父风。后欲学篆刻，请父亲指导。

父亲不以为然，说：“你不知六书为何物，怎谈刻印？刻印必自写篆、隶始。刀法为一种技术，今谓之手艺，习之数月，可臻娴熟。研究篆体，学习篆书，则关于学术，古谓之小学，今谓之文字学，穷年累月，不能尽其奥藏。若不懂篆文和书法，学成亦不过是个刻字匠，不能成为篆刻家。你要学篆刻，首先要研究金石文字，而《说文解字》一书为研究文字学者必读。”这一番教导，可说是父亲篆刻艺术实践的基本原则。

长兄遵循指导，下了几年苦功，再将作品陈阅，父亲面有悦色，微微点首。从此大哥始获得学习篆刻艺术之资格。习之数年，颇多继承。书法更是具有自己的风格，不再酷似父风。

叶其峰先生在《印存》后记中云：“当时能得到马先生篆刻的印章，被认为是一种殊外的荣誉。”诚非虚言。有未能得此殊荣者，此际能得太龙兄篆刻印章一枚，亦觉幸事。

1951年，父亲早已封刀，我蒙父亲惠赠篆书，大哥执刀篆刻一枚联合治印之杰作，使用至今，视为至宝。至此，大哥颇有踌躇满志之色，谓我曰，他的书法，已独树一帜，其风流潇洒已远超过老太爷。至于篆刻，亦足以继承父业。

我以此言向父亲探问虚实。父亲闻之不禁哑然失笑，稍停片刻，说，我给你讲个故事：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是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献之年轻，稍有成就即沾沾自喜，自以为书法超越乃父。一日酒后归来，见桌上笔墨，遂执笔题诗首，惟其中某字漏写一点。随后其父羲之亦酒后归来，见桌上题诗，某字少一点，遂提笔补上一点。

翌日，献之以诗陈请母亲审阅，问书法较乃父何如？其母阅后指出，惟有这一“点”尚有父风，其余概不足道。献之始悟自己有所不足。

我明白父亲讲这故事的含义，是在批判年轻人狂妄，缺乏自知之明的通病也。

后记

父亲一生致力于金石考古之学的研究，以贡献于祖国的史学，并非是为好古，而是为挖掘中华文化之精粹而弘扬光大，使之为祖国的今天和未来服务。盖一个民族若不知自己的历史，犹如白痴忘记自己的过去一样，成为白痴民族。故弘扬中华文化，犹如珍视和维护中华民族之魂，俾我中华永立世界而不衰。父亲之高风亮节与崇高的品德，以及爱国思想与民族气节，皆来自扬中华文化之精华，而弃其糟粕。

他一生没有给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什么遗产，然而却为我们创造了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足以为我辈后代树立为人做事的楷模，作为我们永远的纪念。

同时我深深感谢郭老对于父亲的为人与成就理解之深刻，他在《丛稿》序言的结尾写道：“马先生为人公正，治学谨严，学如其人，人如其名；真可谓既衡且平了。……凡德业足以益人者，人不能忘之。马先生虽颇自谦，然其所成就已应归于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