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和王国维为何没有往来？

王国维和罗振玉

太炎以为文德一说，发自王充，杨愔《文德论》依葫芦画瓢，而到了章学诚，直是窃取。事见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但钱钟书先生全不认可太炎的这个说法。钱先生以为，杨愔主文士平日之修身，章学诚主文士操瓤时之居心，则章学诚对于古人多有发明多有超越。钱钟书说：“暗室不欺，守贞不字之文，则学诚所谓有‘德’也。王充笼统，杨愔粗疏，岂可与此并日而语哉？章炳麟徒欲荣古虐近，未识貌同心异，邃斥日‘窃’，如痴儿了断公事，诬良为盗矣。”

可见大师论文，未加审慎，大而化之、想当然的情况，在太炎身上也是不免。

这只是他特强的个性在学术的技术层面的反映。

但在重大学术的认知上，情况又大不同了。

王国维是孙诒让之后甲骨文研究划时代的集大成者，他的殷周金文、汉晋竹简也具有拓荒的意义。

但是章太炎不吃这一套。

他于辛亥前写就的《理惑论》谈到甲骨文，尝谓“国土可弩，何有文字，而一二贤儒，信以为质，斯亦通人之弊……假令灼龟以卜，理兆错迎，衅裂自见，则误以为文字，然非所论于二千年之旧藏也。夫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坏，积岁少久，故当化为灰尘，龟甲唇跳，其质同耳。”他这根据的是物质必会朽坏的常识，然而却未注意到事情每有例外。

到了一九三五年盛夏，他已在苏州讲学，他给金祖同写了四封信，仍持异议，“文字源流，除《说文》外不可妄求，甲骨文真伪且勿论，但问其文字之不可识者，谁实识之？非罗振玉乎？其字既于《说文》碑版经史字书无徵，振玉何以能独识之乎？非特甲骨文为然，钟鼎彝器真者固十有六七，但其文字之不可识者，又谁实识之？”

另一封信又写道：“考古之士，往往失之好奇，今人之信龟甲文，无异昔人之信峋峻碑也……往古之事，坟籍而外，更得器物以相比核，其便于考证者自多，然器之真伪，非竿遮核实，则往往为作赝者所欺。前人所谓李斯狗枷，相如犊鼻，好奇无识者尚或信之。近世精于鉴赏者，推阮芸台、吴清卿，然其受人欺给，酿为嘲笑之事甚多，况今人之识，又下于阮、吴甚远耶？器果真，犹苦于文字难知也；文果可知，汉碑、汉器存于今世者尚多，然岂裨补汉世史事者几何？君子为学，固当识其大者，其小者一二条之得失，不足以为损益也。足下果有心为学，当先知此。”

他不信甲骨文，自有其理由。虽然不大站得住脚。晚年仍坚持之，理由就是《说文》都不认得，罗振玉如何认得？这当然是太炎的局限，然而他表露其局限都如此大气，视彼等如无物。

章太炎

明明是太炎自己错了，他还那么大声，那么理直气壮，而且持续很长时间，而且显得他似乎也有道理。当然，太炎对于疑古派的怀疑，也确有根据，不完全是脾性使然。

吕思勉先生说：“人多以为古书之久经行世者，必多窜乱、伪造，其新发现者必真；书籍或不可信，实物则不可疑……其言似极有理……而古物及新发现的书籍，亦尽多伪品……又如近代所谓甲骨文，其中伪物亦极多，此等材料，取用不可不极谨慎。”

而太炎针对的不仅是甲骨文，更缘于史学界一种挟洋自重、又仅得皮毛的不良之风。他的矛头始终对准此类不良之风，未尝稍戢。一九三五年的秋天孙思防到苏州看望他。谈到顾颉刚等人，太炎很不客气，就说对于此类后进，当示以正轨，不能“教揉升木，如涂涂附”，“今则以今文疑群经，以赝器摊正史，以甲骨黜许书，以臆说诬诸子，甚至以大禹为非人类，以尧舜为无其人，怪诞如此，莫可究诘……绝学丧文，将使人忘其种姓，其祸烈于秦皇焚书矣。好奇之弊，可胜慨哉！”

他的理由是这样充足，那些人的毛病仅出于好奇，越走越偏。他是在大处把握，他觉得阁下大处出了问题，小善他也打包忽略了。

虽说他错了，但也错得那样有气概，睥睨当世，目无余子，可见他在学界震慑力之一斑。他致金氏书信发布后，郭沫若评曰“……甲骨文真伪为主题，所见已较往年大有改进……此先生为学之进境也。”

王国维当一九二七年的六月二日，独自前往颐和园昆明湖，投水自裁。他在遗书中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此事在文教界及整个社会，引发极大震动。避往天津的废帝溥仪下诏封其为忠悫公。

然而章太炎对此毫无反应，全然是置若罔闻，公然的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原来当三年多前，清华筹办国学研究院，校长曹云祥欲请胡适之掌门。胡适推荐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这三位。其后吴宓出掌研究院，欲聘章太炎，太炎坚拒之。

最后定聘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李济、赵元任为导师，五星魁聚，极一时之盛。当初王国维也不欲就聘，胡适又去拜会废帝溥仪，由溥仪劝驾，王国维乃奉诏就聘。一九二四年底，溥仪被逐出宫，王国维镇日忧伤惶恐，辄欲自裁，家人密切监视乃免。

从清华研究院筹办，到次年二月实施，其间看不到章太炎与其有任何交集。王国维以研究甲骨文的新史学名世，而太炎对此极为反感，以为系作伪。对于梁启超，他们之间曾经又打又骂，太炎也长期藐视之，可以说他对研究院的人与事，皆视作无聊。加以那段时间他忙于联省自治筹备会，往南京讲学、推荐中学国学书目、就江浙战争发表饵兵宣言、对于直奉战争冯玉祥倒戈发表国是主张……可以说忙到焦头烂额。故而在其履历中看不到丝毫对于国学研究院的意见。且在研究院筹办的一九二四年秋，公开发出《为溥仪出宫致冯玉祥电》：“念自六年复辟以后，优待条件，当然消灭。此次修改，仍留余地，一二遗臣，何得复争私见？……“同时又有致王正廷电，“清酋出宫，夷为平庶，此诸君第一功也”。

差不多在王国维去世半年后，太炎在致李根源的信中，无限直白地自称民国遗老：“老夫自仲夏还，居同孚路赁寓，终日宴坐，兼治宋明儒学……蔡孑民辈近欲我往金陵参预教育，张静江求其为父作墓表，皆拒绝之，非尚意气，盖以为拔五色旗，立青天白日旗，即是背叛中华民国……一夺一与，情所不安，宁作民国遗老耳。”

王国维一九二七年投水自尽，国人念之惜之而又疑之。此前的一九二四年，他有《筹建皇室博物馆奏折》：“窃自辛亥以后，人民涂炭，邦域分崩，救民之望非皇上莫属，而非置宫廷于万全之地无以安圣躬，非置圣躬于万全之地无以救天下……近者颇有人主张游历之说，臣深知其不妥……且皇上一出国门，则宗庙宫室，民国不待占而自占，位号不待削而自削，宫中重器拱手而让之民国，未有所得而全尽失，是使皇上有去之日而无归之年也……”以下还有千余字，都是替皇帝考虑的。最后说明系秘密之奏，希望领他的忠贞之情。

就算希特勒也很注意保存文化遗产，包括掠夺他国的文物也是为了德意志民族的欣赏，而王国维却要将历朝的遗珍拱手让之异族，让给皇太极、多多尔衮的子孙，且垂泪以告，生怕遗落在国人手里，何以他要孜孜矻矻、冥顽不化走到这样的地步呢？史可法、瞿式耜们肝脑涂地对之毫无记忆，安龙小城十八先生沥沥鲜血对之毫无促动，只能说，其身虽已是民国身，其心则犹是大清心。

高级知识分子这样不堪，那么，只能礼失而求诸野。

所以，孙中山先生早就看清了，民族复兴的种子，往往要到草泽江湖的帮会里头去钩沉探求、刮垢磨光。

所以，王国维死了，章太炎仅是不理不睬，而没有大呼拿酒来开怀庆祝，这算是很给他面子，很客气的了！

王国维对于西方的看法：“西人以权利为天赋，以富强为国是，以竞争为当然，以进取为能事；是故挟其奇技淫巧，以肆其豪强兼并，更无知止知足之心，浸成不夺不膺之势。”

如此见识，和郑观应、林则徐差得天远地远，和章太炎自然也形成鸿沟。洛克说：“专制是一种对谁都没有好处的制度，支配者因享有绝对的权力而使其品质恶化，被奴役者由于过度的被凌辱而暗藏杀机。”生活在如此不堪的专制环境中，难怪国人要发出如此惨烈无助的绝叫。中国与西方的距离越来越大，根子就是政体的建制完全呈背道而驰的方向拉开。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已经是名句，但这个账目算到谁的头上呢？爱皇帝爱到变态的地步，没有皇帝就活不成了，一部分中国汉人知识分子的心理，不可理喻，至此已极。知识分子自应对社会有所批判，包括自杀的方式。民国肇建，确也问题多多。但也要看批评的立足点，用力的方向，观其心理，对民治民有民享的社会，是完全隔膜的。

不知他是否记起了清初大屠杀的血光之灾，章太炎倒是血脉贲张地痛斥，他们两个，好像南北的两极。而章太炎虽然也乱闹，但他的目标非常清楚，他的批判锋芒指向中国社会的现状，即清廷专制的率兽食人的野蛮统治。“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承继了黄宗羲等先贤的看法，更予以谩骂痛斥。他不但指出新的溃疡，也掀开了去之不远的被清廷征服的旧伤口。清军入关时，顾炎武不说亡社稷和亡国而说亡国和亡天下，着眼点不仅在政权的沦亡，更忧虑文化的撕灭坠毁，从此人群沦为“禽兽”，因而痛入骨髓。

王国维似乎不知，正是长期的帝王专制，才造成社会长期压抑后的动荡，短视、浅薄、庸俗、低劣的思想趣味、奸猾无信的恶劣品质，正义感、责任感、做人良知与爱心泯灭到可怕的地步。

结果呢，王国维搞成了“我思故我不在”，他这一心疼皇帝的动作，也竟然使他“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愁眉苦脸，把生活搞成连串痛苦的累积，实在也是自己给自己套上枷锁，成为恶制度的祭品。王氏的死虽然在于时局的悲观，和盲动肆虐的刺激，但他寻找的寄托却是帝王，而不是辛亥党人那些他的同龄人，因这一旁逸斜出，遂滑向不可收拾的死胡同。

吕思勉以为，在历史的转型期，过于纯粹的书斋学者不大为人所知，大众所注目者，大概是那些和社会、政经关系密切的。在近代学术史上，最特殊的有三人，就是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

康有为，他是“可称为最大的空想派社会学家，而且具有宗教家的性质……梁任公，是多血多泪的人，其效力还是以感情方面为大。章太炎的感情，也是极激越的，然和康、梁比较起来，则其头脑要冷静些。”

梁任公的善变，确实是古今所罕见的。

至于章太炎的侃侃直节，非常明显。太炎最看不惯取巧立名的浮华之人。“最提倡甲骨文的人，就是伪造甲骨文的人。他在《国故论衡》之中亦与以揭发，更使人见得自命亡清忠臣遗老之流，没有一个是端人正士……背叛民族，觍颜事仇之人，其言行岂尚有可信之处？！

这是吕先生所下的一个非常沉重的针砭，王国维就在这当中，反而康有为都比他强。吕先生以为，康氏参与复辟之际，已经重度精神错乱，即俗称的生理上的神经病，乃是病理问题，尚非人格问题。

当一九二四年，冯玉祥将废帝溥仪驱赶出宫时，王国维就曾寻死觅活，邀约了几个遗老，要去跳河自裁殉情。他后来真死了，废帝溥仪赐溢号为忠悫，事后，罗振玉邀集中日名流、学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园里为忠悫公设灵公祭，宣传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这种馅媚和雌伏，可能是清廷长期精神施虐的结果，也可能是自身基因的变异所致。

难道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史可法、张苍水……只是章太炎的精神和种族的祖先，而不是他王国维的祖先？

赵元任对修建王国维纪念亭，不出一钱，文教界或以为怪事，实则，赵元任饱受西方思想熏陶，对王国维愚忠，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值得纪念之处。实亦别有怀抱，并非一毛不拔。

王国维、章太炎，年相若、道相似（学术概念范畴而言），且为浙中同乡。然而两人从生到死，竟素无往还。一个要推翻清廷，一个要护卫清廷；他俩的心理悬殊，他们之间的差异，大过死人和活人的区分，大过人与兽的区分，一个是前清遗老，一个是同盟会原始派的民国遗老，他们之间所有的只是敌视和蔑视。

陈寅恪《王国维先生纪念碑》许之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个传诵后世的名句，用在王国维身上，是个瞎话和笑话，自由思想、独立人格和王氏毫不沾边；但是用在章太炎身上，那就恰如其分了，可谓形容到位，妥帖周详。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自由与独立，在太炎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